经义：

本章将礼视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儒家对于礼治的重视超过法治，礼治和法治最根本的区别，一是以人情为本，一是以法律为本。从今天看来，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失。以礼为本，必然以教化为根本，对于老百姓的道德水平的要求也必定很高，要求人人安于本分，如果从上至下都保持住这样的道德水平，那将会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另一方面，许多事情便没有一个十分精确的尺度，一旦礼坏乐崩，社会风气浇薄，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以法为本，事事都有具体的的法律来衡量，社会便处于一个很有条理的状态之下，但是人情以及社会道德便往往会被忽视，也会不断地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于是便会进一步加强立法，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法律化，人的感情会日益淡薄和冷漠，人也会越来越变得符号化。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像这一章里所说的：“明道而均分之，诚爱而时使之，则下之应上，如影响矣。有不由命，然后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

经文：

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统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是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昔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如钜蛇，惨若蜂虿，轻利刚疾，卒如飘风。然兵殆于垂沙，唐子死，庄蹻走，楚分为三四者，此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汝、淮以为险，江、汉以为池，缘之以方城，限之以邓林，然秦师至于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限险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纣杀比干而囚箕子，为炮烙之刑，杀戮无时，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师至，令不行乎左右，其岂其无严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诚爱而时使之，则下之应上，如影响矣。有不由命，然后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罚竞消，而威行如流者，无他，由是道故也。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如是则近者歌讴之，远者赴趋之，幽间僻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若赤子之归慈母者，何也？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

《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语译：

礼是治理天下的极则，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是威严流布的道路，是建功立业的准则。

帝王如果能够施行它，就能够统一天下，如果不实行它，就会丧失国家。所以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为勇武，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足以为坚固，严酷的法令、繁复的刑罚不足以为威严，按照正道而行，就能够通行；不按照正道而行，就会被废弃。以前楚国人的军队用鲨鱼和犀牛的皮革制作铠甲，像金属和石块那样坚固。宛转如同长蛇一样，像毒蜂毒蝎那样狠毒，轻快尖利刚劲迅捷，像暴风那样迅速。但是在垂沙这个地方被战败，唐子战死，庄蹻趁机起兵作乱，楚国四分五裂，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吗？是因为它不用正道来统治国家的缘故。

楚国以汝水、淮河为天险，以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北方有长城防护，以邓林为它的界限，但是秦国的军队攻打到它的首都鄢郢，就好像是振落枯叶一样容易，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边界吗？是因为它不用正道统治国家的缘故。

商纣王杀掉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作炮烙的刑罚，任意杀戮人民，老百姓忧愁怨恨，都不能够希冀自己活命，然而周朝军队一旦攻打过来，纣王连他左右亲近的人也使唤不动，这难道是因为没有严苛的法令和繁复的刑罚吗？这是因为没有用正道来统治国家的缘故。

如果国君能够彰明正道，公平治理国家，真诚爱护百姓，按照一定的时节来使用他们，那么在下的老百姓响应在上的君主，就会像影子和回声那样亲近而迅速。如果这样还有人不听从命令，再用刑罚来惩治他，惩治了一个人，天下都会心服。老百姓不认为这是君主的不对，因为他们知道罪过在自己。因此刑罚也会消失，君主的威严像流水那样通行于天下，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依据正道的缘故。

《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人不归服。”这样的话，近处的人歌颂他，远方的人来归服他，那幽远偏僻国家的老百姓，都赶到这里来，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安乐，就好像婴儿回到慈母怀抱中一样，为何？因为君主施行仁爱，建立道义，对老百姓的教化真诚，对他们爱护深切，礼乐在老百姓中间通行的缘故。

《诗经》上说：“礼仪全部合乎法度，谈笑也都合乎规矩。”

（整理自孙立尧注译：《新译韩诗外传》，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经义为原书“研析”部分，文章并不代表本网观点；标题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