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对君主忠诚可分为不同的层次，这一章里以“大忠”、“次忠”、“下忠”、“国贼”来区分大臣对于国君的态度，自有其道理。“大忠”在其外表的形式上显然很不一般，但结果却是最好的，既有利于君主，也有利于天下和老百姓。“次忠”则其效果比前者要略次一些，而“下忠”则虽然对于国君忠诚，但已经有了怨恨在里面，第一、二章里所说的比干、关龙逢，对国君也许并没有怨恨，但恐怕也要列入“下忠”的范围了。至于国贼，实际上对于君主和国家都已经谈不上是忠诚了，而成了国家的祸害。

经文：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是谓次忠也。以谏非君而怨之，是谓下忠也。不恤乎公道达义，偷合苟同以之持禄养交者，是谓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可谓大忠也。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也。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也。曹触龙之于纣，可谓国贼也。皆人臣之所为也，吉凶贤不肖之效也。《诗》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语译：

有大忠诚的人，有次一等忠诚的人，有最低限度忠诚的人，也有祸害国家的人。以大道来辅佐君主而感化他的，这是大忠诚的人；用德行来调和君主而帮助他的人，这是次一等忠诚的人；用正确的道理向君主进谏他的错误，即使牺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这是最低限度忠诚的人；不体恤公道的通达正义，苟且偷安迎合君主，以保持自己的俸禄，这是祸害国家的人。像周公对周成王那样，可以说是大忠诚；像管仲对于齐桓公那样，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忠诚；像伍子胥对于夫差那样，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忠诚；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那样，可以说是祸害国家的人。这都是为人臣子的所作所为，由于他们本质不同，造成了吉凶、贤与不贤的不同。《诗经》上说:“他不忠于职守，来祸害他的君王。”

（整理自孙立尧注译：《新译韩诗外传》，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经义为原书“研析”部分，文章并不代表本网观点；标题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