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军事问题是儒家所不太愿意去谈论的，《论语》中记载卫灵公向孔子问军事问题，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愿意谈礼，但是不愿意谈军事上的问题。但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各国之间征战不断，军事实际上却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过儒家在谈它的时候，仍然要强调“仁义”为核心，而不谈论纯粹的军事问题。对于纯粹的军事家，儒家也不将他们看成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这里荀子谈军事强调“仁人之兵”，强调“附亲士民”，反对在战争中使用“诈术”，这些都是和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问题放在今天，仍然也有意义。近代史证明，实施侵略的不义之师最终还是要失败的。

经文：

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敢问兵之要。”临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后之发，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孙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亲士民而已。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亲附，汤、武不能以战胜。由此观之，要在于附亲士民而已矣。”

临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变故也。其所贵，谋诈也。善用之者犹脱兔，莫知其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由此观之，岂必待附亲士民而后可哉？”

孙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诸侯之兵，谋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圣王之事也。彼可诈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际，突然有离德者也。夫以跖而诈桀，犹有工拙焉，以桀而诈尧，如以指挠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则燋也。夫何可诈也？且夫暴国将孰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欺其民。民之亲我也，芬若椒兰，欢如父子。彼顾其上，如憯毒蜂虿之人，虽桀、跖岂肯为其所至恶，贼其所至爱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则先觉其失，何可诈哉！且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居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锐居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圆居则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则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触之摧角折节而退尔，夫何可诈也？《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此谓汤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虽不敏，请依先生之兵也。”

语译：

孙卿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讨论关于军事问题。赵孝成王说:“我想请问你们用兵的最重要之处。”临武君说:“用兵的要点，在于上能够占据有利的时机，在下能够得到有利的地势，在敌人行动之后才行动，但是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最重要的地方。”孙卿说:“不是这样的。用兵的重要之处，在于使士兵和老百姓都能够亲附我。驾车的六匹马如果不协调，即使是最擅长驾马的造父来驾它们，也不能够走得很远；弓和箭如果不协调，那么即使是最擅长射箭的后羿也不能够射中微细的东西；士兵和老百姓如果不亲附自己，即使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够战胜敌人。从这一点来看，用兵的重要之处在于使士兵和老百姓来亲附自己而已。”

临武君说:“不是这样的。用兵有它的机变，它重视谋略和诡诈。善于用兵的人，就好像是逃脱的兔子那样敏捷，对方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孙武和吴起就这样用兵，所以天下无敌。从这一点来看，哪里需要让士兵老百姓亲附自己，然后才能用兵呢?”

孙卿说:“不是这样的。你说的只是诸侯国之间战时的用兵，这是谋臣所应该做的事。我所说的，是仁德之人的用兵，这是有圣德的君王所应该做的事。那些可以被欺诈的军队，一定是怠慢的人，他们的国君和臣子之间，关系涣散相离。如果是盗跖去欺诈夏桀，他们的诈术会有巧妙和拙劣的不同；如果是夏桀去欺诈尧，那就好像是用手指去搅动沸腾的水，用鸡蛋去碰石头，拿着羽毛奔向熊熊烈火，刚进去就被烧焦了。哪里能够欺诈得了呢？况且残暴国家的军队，是谁和他们站在一起呢？要使老百姓和他们站在一起，一定要欺骗这些百姓。这些老百姓亲附我，喜欢我就像是喜欢芬芳的椒兰，对我就如同是儿子对待父亲。而看待他们那残暴的君上，就好像是残忍狠毒的黄蜂和蝎子一样。即使像夏桀、盗跖这样的人，哪里会为他们所最痛恨的人而去伤害他们最喜爱的人呢？这就好像是让子孙去伤害他们的父母一样。他肯定会先发现自己的过失，哪里可以去欺诈呢？况且有仁德之人的军队，聚在一起，就成为劲卒，分散开来，就排成阵列。排成长长的阵形就好像是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它的东西一定会被折断；排成尖锐的阵形就好像是莫邪宝剑的尖锋，阻碍它的一定会溃散；排列成圆阵就好像山丘一样不可移动；排列成方阵就好像是巨石一样不可撼动。敌人碰上他们一定会号角、符节都折断而退，又怎么能够欺诈呢？《诗经》上说:“商汤出兵去伐夏桀，手里拿着坚固的大斧，好像是熊熊的烈火，没有人敢来阻挡我。”说的就是商汤和武王那样的军队。”赵孝成王离开席子站起来，抬头说:“我虽然不聪敏，但也愿意听从先生所说的用兵的道理。”

（整理自孙立尧注译：《新译韩诗外传》，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经义为原书“研析”部分，文章并不代表本网观点；标题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