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古今中外，指挥官战前动员，申明军纪，是普遍的做法。

本节夏王启在誓师词中讲到赏罚，就有学者认为不符合西周德教观念，因此断言《甘誓》年代在西周前。顾颉刚、刘起釪指出：“赤裸裸地以赏罚为号令，纯用威力而不用德教，和殷代以上的奴隶主专政的思想意识完全符合。因为德教观念是到西周统治者在‘天命不常’的警惕下才提出来的，可知这篇誓词一定是西周以前的东西。”（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75页）

这是书斋中学者迂腐地面壁虚造。中华治道礼法不分，出礼入刑，本为常态，哪里会截然两分为西周讲德教、商人讲威力！

自尧舜时代起，中华治道就德刑并用、赏罚兼重。相对于西方基于基督教人性恶的观念，以及只重刑罚的政治、司法实践，中华治道更为中正成熟——人性有善有恶的“人情论”长期占据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

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华治道兼重赏罚赞叹不已：“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译音）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1页）

至战国时代，德刑并用、赏罚并用的治国理念已经成熟，韩非子称之为“二柄”，认为这是社会治理的两个抓手，倘若失去了它们，上下秩序会混乱，甚至导致“君反制于臣”的被动局面。《韩非子·二柄第七》上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当代西方学者也发现社会组织中“赏罚分明”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机制，就是对为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个人给予额外的收益，如奖金、红利、荣誉等；对于违背集体利益的行为，则要进行多种形式的惩罚或法办，这样才能更好地增进集团共同利益。整体上，西方学界的这类研究才开始不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和中华治道相媲美，但仍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奠基者，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该书首版于1965年，中文版由格致出版社2014年出版。

经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5】，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语译：

（夏王启说）“战斗就要开始，战场上左兵要用弓箭杀敌，右兵要用戈矛杀敌，御者要正确驾驶战车。如果你们不努力杀敌，不仅是违背我的命令，更是违背天命。努力杀敌者，我将在祖庙奖赏你们。没有努力杀敌者，等待你们的是在神社前降身为奴，或被刑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