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汉武帝贬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企图以西周王官学六经为核心凝聚民心，塑造文化认同，这一文化政策如此成功，影响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

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导致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是传播经学，“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儒家崛起，宋以后开始实际上的“独尊儒术”；二是经学作为诸子百家的公共经典、百家之源被人为忽视，经子断裂，经学的地位在政治上提高的同时，在文化上反而降低了。

结果，汉以后经学被严重儒家化，儒家为取青紫专攻经学，极少出现战国时期吞吐百家的大儒——“以儒解经”成为经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本节，夏王启讨伐有扈氏的首要理由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汉孔安国传和唐孔颖达疏，皆将之解释为一种德性，儒家教化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孔传释“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说：“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是则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弃废天、地、人之正道。”孔颖达疏：“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时，各有其德……王者虽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独侮慢之，所以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威侮五行，亦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天子，废君臣之义，失相亲之恩，五常之道尽矣，是‘威侮五行’也。”

他们只知以儒家观念解经，不知此处“五行”乃五行家之“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行”，貌、言、视、听、思“五事”是天人相互感应、影响的基点，违背五行即违背天人大道、基本礼法（宪法）——其严重性如此！《尚书·洪范》记载，鲧治水不力，“汩陈（汩陈，扰乱——笔者注）其五行”，天帝都震怒了，没有给他治国大法。

有学者认为“阴阳五行说”只在战国、秦汉间流行，不能用这些后来的“水、火、木、金、土”解释夏人观念。（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8-869页）这是错误的。五行观念，特别是五行相生观念起源极早，它是原始思维“互渗律”在中国文化中的反映。

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1857-1939年）提出了原始思维的概念，指出早期人类并没有明确的主体与客体界限，也没有今人熟悉的因果关系，他们感兴趣的是存在物之间的神秘联系，以及人和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二者间“互渗”。此一“互渗律”在原始思维中起关键作用，影响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举例说：“在大量不发达民族中间，野物、鱼类或水果的丰收，正常的季节序代，降雨周期，这一切都与由专人举行的一定仪式有联系，或者与某位拥有专门的神秘力量的神圣人物和安宁有联系。或者，再举一个例，一个新生婴儿会受到他父亲所作的一切、他父亲的食物等等的影响。印第安人在狩猎中或在战争中，其幸运或者倒霉，得看他的留在帐篷里的妻子吃不吃这种或那种食物，是否戒食某些食物，是否戒除这些或那些行为。”（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页）

有趣的是，竟是司马迁《史记》法文版启发了列维-布留尔研究“原始人”思维的念头——他对《史记》中关于星象与人事关系的记述大为震惊！

如果列维-布留尔读到《汉书·五行志》或《汉书·天文志》，他一定有找到“互渗律之学”的惊奇。但在中国，五行家们利用天人“互渗”观念规范统治者行为，已经升华为一种天大地大的礼法。很可能，大禹时代这种礼法就已流行。因为《尚书·尧典》中舜帝出巡和《尚书·禹贡》中所述九州地理，都是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记述的，这不会是偶然。（见下图）

舜帝出巡方向及《禹贡》九州记述顺序。图片来源：邓立光:《周易象数义理发微》(附五行探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这也是为什么，有扈氏“威侮五行”成为不可原谅的大罪，夏王启替天行道，必须讨伐之！必须消灭之！

我们能在人类最早期文明形态中找到中国文化的根，在当代世界文明形态中找到中国文化的非凡之处——这是中国文化令人叹为观止的魅力所在！

经文：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语译：

夏王启说：“全体将士们，我们召开誓师大会，向大家宣告：有扈氏蔑视违背天地社会法则，荒废政事，因此上天决定用武力消灭有扈氏，我们是替天行道惩罚有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