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国人多已忘记自己有四五千年的人文学术传统，反而将商代以前的历史称为神话、传说。

那些习惯在书斋中闭门造车的学者更是鼠目寸光，以为只有文字才是文明的载体。人类学研究表明，口耳相传远远超过文字，是最重要知识传递方式之一，越远古越是这样。

从20世纪初开始，学人摆脱了对经学的迷信，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以“科学精神”怀疑一切的态度对待经典，却没有精心求证。结果中国本土有数千年历史的人文学术被否定，西方学术挟殖民主义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引入中国。因为西方历史和文明过于“异类”，导致西方学术之名无法对应中国现状之实，思想混乱，至于今日。在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学术几乎成为学界的自娱自乐。

1921年，留美归来的胡适断言：“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1921年。）

100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今天我们知道，不仅《禹贡》可靠，夏禹时政治共同体九州的疆域，禹的丰功伟绩都是可靠的，不容轻易否定！

西周中期的燹（xiǎn）公盨（xǔ）铭文就记载有大禹治水的事迹：“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禹敷土”与本节全同，“堕山濬川”，李零先生释文作“随山浚川”，（李零：《我们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41页。）与书序同。可见“百篇书序”即使不是孔子所作，其流传亦十分古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邵望平女士利用考古材料，证明了《禹贡》中所记九州物产的可靠性。由于环境变冷，很多当地物产今天已不复存在。她由此认为《禹贡》“九州篇”的蓝本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是商人对夏代的追记。邵望平女士写道：“考古学资料已证明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是真实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地区先民生活的特点；‘淮夷蠙珠及鱼’可能是指当时‘徐州’特产的厚壳蚌制品及鳄鱼皮；‘岛夷卉服’是亚热带气候条件下舟山岛民的风土记录等等，也许有助于说明九州篇是‘周汉寒冷期’到来之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的实录。”（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收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除了认为禹“划分九州”有其考古依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李伯谦教授还从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定都阳城、禹征三苗等几个方面，论证文献所记大禹事迹的真实性。特别是“涂山之会”，考古学家在安徽蚌埠市禹会村发现了一处面积很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它不是一般的生产生活遗址，出土遗迹和遗物很特殊，符合各地诸侯会盟的某些特征。其中的陶器，既有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还有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南方来的陶器。（李伯谦：《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载《光明日报》2018年8月5日06版。）

大禹从传说再回真实，这是考古学带给我们的重大认知革命。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以及中国本土人文学术本身。

经文：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语译：

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与领袖，他根据山河走向将中华大地分为九州，依次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划分九州的首要目的是治理洪水，他带领人民开山导河，洪水从高向低，穿越山脉和平原，归入大海。

治理洪水，交通先行，禹根据山脉走向，砍伐森林，修造道路，水路和陆路相互配合，形成了统一的交通网。他考察山川，分类定名。最高的山有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较大的河流有长江、黄河、淮水、济水等。治水修路，发展经济，禹根据各州地理气候条件，发展各具特色的农业和手工业。根据各州特点，确立税收制度，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