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青藏高原以东地区，一万年以前复杂、精致的洞穴壁画及雕塑很少发现，更别说八万年前南非的抽象几何图案。西方的宗教性特征，在三四万年前就显露出来。比如法国南部阿尔代什省肖维洞穴（法语：Grotte Chauvet），这个1994年发现的布满岩画的洞穴简直是上古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任何看过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出色纪录片《忘梦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的人，恐怕都会承认这一点。肖维洞穴岩画创造时间可以追溯到约35000年前，洞穴在2万年前的一次岩崩中被封闭起来，所以岩画完整保存至今。它有1000多幅图像，主要是动物形象，包括马、犀牛、狮子、水牛、猛犸象和其他灭绝动物。

图2-11  肖维洞穴岩画局部，2014年被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图片来源：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青藏高原以东较早复杂文化遗址出现在西伯利亚地区，比如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湖以西Angara河上游的马耳他遗址，距今约24000年。马耳他遗址发现了十余座房址，最大的房子达84平方米，用猛犸象的大肢骨和大石块支撑，外边当蒙以兽皮，形态同东欧乌克兰出土的猛犸象骨房屋类似。马耳他遗址还出土了猛犸象牙雕刻的“维纳斯”，暗示着东西方最早的交流是从青藏高原及中亚沙漠地带以北进行的，西方诸多发达文化因子经由此一路径进入东方。

如现代诸多地区的民族风尚一样，马耳他先民房屋也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分界，男人和女人各占一半。长期从事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俄国拉里切夫院士描述说：“一套狩猎工具和石制劳动工具分布在门的左侧和灶处，妇女爱干净，从事家内劳动，占据右半，男子占据左半。”【10】

马耳他遗址具有明显的萨满文化特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冯恩学教授因此将萨满教的产生上推到马耳他文化时期：“在马耳他文化时代，祖先崇拜、动物崇拜、自然崇拜皆已产生，马耳他人已有了复杂的原始宗教祭祀方式。今日的萨满教，是北亚土著原始宗教的遗留形态，随着社会和环境地变迁而不断变化。萨满教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上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耳他文化时代。”【11】

中国大陆旧石器晚期带有划痕的器物相对较少，多是个人装饰，串珠、兽骨（牙）坠饰，海生贝壳坠饰以及石制穿孔挂件等等，年代大体在3万年以内。比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多达141件，包括穿孔的小砾石1件，石珠7件，各种穿孔兽牙125件，穿孔青鱼眶上骨1件，有孔的海蚶壳3件和骨坠4件，年代在2.9万至1万年之间。中国大陆极少发现复杂艺术形式，更别说肖维洞穴那样的“大教堂”。

中国人内在修养（内圣）与外在事务（外王）不分，将信仰融入生活，多质朴实用的世俗性，少偶像崇拜宗教性的文化特点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十分明显——东西方文明的分野在那时已经形成。韩建业教授指出：“山顶洞、水洞沟、小孤山、峙峪等遗址发现有石骨质或者用鸵鸟蛋壳制作的圆形圆孔饰品、圆孔石珠等，而缺乏欧亚大陆西部流行的‘维纳斯’式雕塑、洞穴岩画等。这些都显示出蒙古人种先民就地取材，质朴实用，偏好将‘艺术’或原始信仰融于日常物品，宗教色彩淡薄等特质。”【12】

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常用诸多“世界第一”说明中华文明的伟大。比如1986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村出土了距今9000-7500年间的30多支骨笛，就被鼓吹为“中国最早的乐器实物，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实际上德国施瓦本地区发现的骨笛比贾湖骨笛早了三万多年。

晚出是不是意味着落后呢？不是的！从长时段世界历史的角度说，正是因为一些发明晚出，中华文明才占尽后发优势。通过吸纳欧亚大陆西部文明成果，融汇创造出高度发展的文明形态，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我们套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一句，总结人类文明的整体演化规律：新兴事物常发端于青藏高原以西，获得更大功效却常在青藏高原以东——“夫作事者常於西方，收功实者常於东方”。

仍以贾湖骨笛为例，其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第一阶段贾湖骨笛由五孔、六孔能吹奏完备的五声音阶；第二阶段出现了七孔笛以及七声音阶；第三阶段发展了八孔笛和变化音。而且，骨笛似乎构成的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贾湖遗址共发现墓葬349座，出土骨笛的墓葬只有18座，且一般随葬骨笛的墓均较大、随葬品多，并伴随宗教祭祀用具龟甲与叉形器，这显示拥有骨笛者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是礼乐秩序的维护者。【13】

旧石器时代以青藏高原为分界的东西方分化，随着12000年前农业定居生活的兴起，变得越来越明显，今天这种文化上的分裂仍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文明的冲突”时不时出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那里。2019年4月底，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智库“新美国组织”活动上的发言，公开声称：“（美中竞争）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14】

——东西方文明间相互理解、融合、创新还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多年以来，韩建业教授主张从宏观的欧亚视野，通过比较东西文明，认识东西方各自的发展路径和文化特色。他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将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前新石器时代的亚欧大陆划分为三大文化圈：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在内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

图2-12  约2000~12000年前欧亚大陆的三大文化圈；

图片来源：韩建业:《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载《考古学报》2021年第11期。

实际上，沿欧亚大草原展开的早期北方文化圈主要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复杂的文明中心。北方文化圈的东西部分别受东西方文明的影响，三大文化圈的主体仍是以青藏高原为界的东西两大文明体系。韩建业教授总结道：“三大文化圈虽然显著于全新世，但其实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现端倪，著名的‘莫维斯线’就大致以帕米尔为界分出东、西两大石器技术传统。其实在两大传统以北的亚欧草原西部地区，还有一个与前二者都有一定差别的传统。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三个传统的区别仍然大致存在。西方传统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精致规范的阿舍利手斧，到晚期的石叶技术、雕塑艺术、佩戴装饰艺术，早已体现出将人类意识强加于自然的精神，以及偶像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东方传统下，整个旧石器时代大体延续石片石器技术，罕见雕塑艺术，显示出质朴自然的风格。这些都与其后的西、东两大文化圈分别气韵相连。至于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有着发达的细石器工业，受早期西方文化圈影响而出现雕塑艺术、佩戴装饰艺术（包括玉器），形成萨满传统，传承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受东、西传统的影响较大，成为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15】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西方交流变得更为紧密，交流通道越来越多，甚至青藏高原本身也成为重要的交流通道。2018年以来，由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化巴哈塔尔遗址的挖掘证实，4800年前巴哈塔尔的科塔•迪吉文化层与西藏昌都市卡若遗址间存在着诸多文化因子的交流，“哈拉帕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之间，都有着互动关系。譬如卡若出土陶器上发现的‘抹刷纹’（一种容器表面不规则的扫痕，被认为是在陶器成型后经细树束或扫把刮扫后所致扫痕）在巴哈塔尔的科塔•迪吉文化单位中也有发现。尤其是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布尔扎洪文化，与昌都卡若文化有着诸多的相似与相同。”【16】

过去五千年来，欧亚大陆已融为一个文化持续交流的整体。韩建业教授举例说：“公元前3500年前后主要是甘青地区和中亚南部的彩陶交流。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庙底沟时代末期阶段的彩陶盆，上饰斜线和锯齿组成的菱形纹，与中亚南部纳马兹加文化（Namazga culture）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较大相似性。锯齿纹菱形图案在中国西北地区并无确切来源，而在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存在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可能性。比阳洼坡这件彩陶盆略晚的是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的一件穿孔石器，上面涂有红色颜料，被推测为权杖头。而权杖头是早期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伊朗北部的锡亚尔克二期文化（Sialk culture）就有球状石权杖头，有向东传播的可能性。公元前3500年稍后，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发现多件羊和黄牛的骨骼，说明当时甘肃中南部地区已经开始养牛牧羊，而且很可能是从西亚-中亚地区传入。可见当时东西方彩陶存在交流当非偶然。”【17】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东西方持续交流通道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从此以后，欧亚大陆上每一个族群都被卷入欧亚世界，尽管以青藏高原为界的文化分野持续存在。但人类文明复杂化、全球化的进程整体上不断加速，直到1492年哥伦布带着从背后攻击穆斯林的战略使命寻找从西方进入印度的新航道，最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们不应忘记，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非凡智慧和适应力的现代智人迁徙到世界各地的结果，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确立的东西文化分野，与漫长的全球化进程同在——它塑造了东方与西方，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底色，到智人成为星际物种的今天依然是这样。

注释：

【10】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1】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12】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13】郭子月：《史前乐器与音乐的产生》，载2018年12月19日《光明日报》第13版。

【14】《光明日报》评论员：《荒唐的“文明冲突论” 愚蠢的强权霸道心态》，载2019年5月16日《光明日报》第7版。

【15】韩建业:《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载《考古》2021年第11期。

【16】施兰英、水涛、向其芳、Mazhar Alam、汤惠生：《在印度河谷遥望河湟文化》，载2021年4月16日《青海日报》。

【17】韩建业：《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载《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