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加快了世俗化步伐，但宗教仍是其道德教化的重要依托。直到21世纪，教堂之外，西方世界仍未找到宗教生活的可替代道路。今天，美西方社会伦理上的混乱，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试想，如果一个社会有意识地模糊男女这种自然的性别划分，那么任何有女性性取向的男子都有走进女厕所的权利，这将导致怎样的社会混乱！ 

除了基督教这类源于犹太教的一神教，源于印度的佛教以及受佛教东来刺激产生的道教也被称“宗教”，但二者有很大不同。基督教以信仰上帝为核心，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这种神道重视以“下地狱”等恐惧教化人；东方的佛教、道教不是这样，它们也有复杂的神佛系统，但更重视智慧的培养，通过修正自己的言行提升生命境界。 

四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就脱离了上述人类文明早期普遍存在的宗教形态。夏商周三代，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乐”成为教育主体。从乐的繁体字“樂”的字形仍能看到其早期含义，鼓放置在木架或者琴弦安置在木质物体上。同时乐还有“生”的意思，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本经训》，释“天覆以德，地载以乐”中的“乐”为“生也”。因此先贤将音乐和生民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将引导人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作为音乐的重要功能。孔子指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章》） 

历经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乐才退居礼之后，但仍不失为一种基础教化形式。《礼记·乐记》论礼、乐的社会功用说：“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曾在德国柏林大学专攻音乐学、奠定中国“比较音乐学”基础的王光祈先生（1892年-1936年）甚至认为孔子学说建基于音乐。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他谈到“乐内”“礼外”的关系时说：“我们外面行动须极有节制，否则社会秩序将纷如乱丝，内心生活又须极为谐和，否则人心风气将日趋于下。‘礼’便是外面行动的一种节制，‘乐’便是内心生活的一种谐和。不过礼乐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各不相涉的，因为节制我们外面行动的礼法，只算是我们内心谐和生活之一种节奏（Rhythm）。换一句话说，我们外面行动之所以必须如此，实由于我们内心谐和生活的要求，必须如此。内心谐和生活，好比一种音调，外面合理行动，好比一种节奏。……照这样看来，‘礼’这样东西，亦只算一种我们内心谐和生活之表现于外的。换一句说，只算是‘乐’之一种附带品。所以我称孔子学说，是全部筑于音乐之上。”【1】 

1.夏商周三代“乐”成为教化的主体 

清代学者俞正燮（1775年—1840年）在考察三代以前的记录后断言：“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癸巳存稿·卷二》）近代学者刘师培详加论证说：“古代教育之法，则有虞（有虞，指帝舜——笔者注）之学名曰成均，‘均’字即‘韵’字之古文。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而以声感人，莫善于乐。观舜使后夔典乐，复命后夔教胄子，则乐师即属教师。……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合国之子弟，并以乐德、乐舞、乐语教国子。而春诵夏弦，诏于太师；四术四教，掌于乐正。则周代学制亦以乐师为教师，固仍沿有虞之成法也。古人以礼为教民之本，列于六艺之首。岂知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2】 

“乐”为何如此重要，甚至能取代宗教的教化功能呢？因为它根植于所有人类的心灵。 

在先贤看来，人类内心受外物影响而产生思想感情的变动，这种变动自然会以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同声相应，异声相杂，产生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一定的规律，就成为歌曲。给歌曲配上乐器演奏及舞蹈，就叫作乐。反过来，乐也可以用来调和人们的性情，进而实现社会的治理。《礼记·乐记》开篇就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文中的“乐以和其声”，西汉刘向《说苑·修文》作“乐以和其性”，更能体现乐的调养性情的教化功能。上面说：“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定其意。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这里，声、音、乐体现了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三者作了很好的诠释：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动，口以宣心，其心形见于声——心若感死丧之物而兴动，于口则形见于悲戚之声；心若感福庆而兴动，于口则形见于欢乐之声也。”

“‘变成方，谓之音’者，方，谓文章。声既变转，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谓之音也。音则今之歌曲也。”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者，言以乐器次比音之歌曲，而乐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谓之乐’也。”

对于乐的综合艺术特点，《礼记·乐记》也说：“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气，通器——笔者注）从之。”

乐超越声和音，集诗歌、器乐、舞蹈之大成，和社会基本秩序人伦、礼法相通。先贤认为，懂得声而不懂得音为何物的，那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乐为何物的，那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乐教。所以君子才能从辨别声而进而懂得音，从辨别音而进而懂得乐，从辨别乐进而懂得治国理政。所以，对于不懂得声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音；对于不懂得音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乐。懂得乐的人也就近乎懂礼了。《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 

也因此，先代圣王特地制定雅、颂之乐引导民众；使其曲调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使其文辞足以讲求义理而不呆板，使其声调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单、刚强与柔和、急促与缓慢足以引发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荡之心与邪恶之念影响人心。这样的音乐，如果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起来听就无不和谐肃敬；在基层民众中演奏，长幼一道来听，就无不温和敦厚；在家里演奏，父子兄弟一道来听就无不和睦相亲。所以，这样的乐，是审定一个基调以定调和之音，再配上各种乐器表现其节奏，使节奏合成为乐章，就可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使天下百姓亲附。上述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礼记·乐记》：“故制雅、颂之声以道（道，通导——笔者注）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廉肉，乐声的高亢激越与婉转圆润——笔者注）、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引导民心向善、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中国人自古重视乐教。《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乐，这里是喜爱的意思——笔者注）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2.乐教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特点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3】 

乐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具有自正、正人，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特点。乐教不仅会改变一个人，同时也会改变整个社会。据说有一次孔子在齐国都城门外遇到一位童子提壶而过，他看到这个孩子目光炯炯有神，内心纯正，举止端庄，就知道这是长期受到乐教熏陶的结果。于是他催促车夫说，快赶车，快赶车，城里虞舜时代的韶乐正在演奏吧！孔子到齐国听了韶乐，快乐得三个月忘了肉味。所以说乐不仅能使自己安乐，还能使别人安乐，不仅能修养自己，还能教化他人。乐教的作用真是大啊！《说苑·修文》记载：“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向魏文侯（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在位）解释古代雅、颂之乐的作用，也强调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修外治一以贯之的特点。他指出：古代的先王的音乐，舞蹈时同步进退，整齐划一，唱歌时曲调平和中正而宽广，各种乐器都听从拊鼓的指挥，拊鼓一响，众乐并作。开始表演时击鼓，结束表演时击饶。用拊鼓来调节收场的歌曲，用类似腰鼓的乐器雅来控制音乐的节奏。表演完毕，君子还要作一番评论，表达心志。借古喻今，讲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就是古乐演奏的实际效果。《礼记·乐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 

子夏所说的“古乐”甚至可以上溯到人类文明的狩猎采集阶段。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能证明这一点。《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指出乐是上古先民持续累积的结果，朱襄氏、葛天氏时代就有乐了。最初乐就是用来调和阴阳，服务大众的。朱襄氏统治天下的时候，经常刮风，阳气过盛，万物散落，果实不能成熟，于是他命令臣子士达创造出五弦瑟，用来引来阴气，平衡阴阳，使众生安定。文中说：“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民族学资料也告诉我们，早期人类生活中诗歌、音乐、舞蹈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德国艺术史家恩斯特·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写道：“音乐在文化的最低阶段上显见得跟舞蹈、诗歌结连得极密切。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在原始部落间很少见，也和在文明民族中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歌而不舞的时候，也可以反转来说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挨楞李希对于菩托库多人（菩托库多人，澳大利亚的一个民族——笔者注）曾经说，‘所以他们可以用同一的字样来称呼这两者。’埃斯基摩人常用唱歌和打鼓来伴舞，而且音乐还在表演中占着这样重要的地位，使得他们不叫那跳舞的建筑为舞场，而叫为歌厅（quaggi）。……舞蹈、诗歌和音乐就这样形成为一个自然的整体，只有人为的方法能够将它们分析开来。”【4】 

在古希腊，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听民间艺人弹奏竖琴演唱史诗，所以，当时的“乐”也指文学艺术，包含文学、音乐等义。古希腊一首完整的诗歌，包括诗词、节奏、和声（曲调）三个部分。古希腊人也和中国先民一样重视音乐在公共生活中的教化作用。柏拉图有句名言：“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5】 

《礼记·乐记》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子夏认为它们不和谐中正，害人心志。他告诉魏文侯，郑国之音多描述男女淫乱，会使人心志放荡；宋国之音留恋妻妾，会使人意志消沉；卫国之音节奏急促，会使人心情烦乱；齐国之音傲慢邪僻，会使人志骄意满。这四种乐都偏重于声色而有害于德行，所以是不能用于祭祀的。《礼记·乐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乔，通骄——笔者注）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同样，柏拉图也批判了那种不和谐的“郑卫之音”，他借苏格拉底的口说，伊奥尼亚调和吕底亚调都是靡靡之音，这种挽歌式的、让人萎靡懈怠的调子应当废除，因为它们不利于社会教化，会损害世道人心。而多利亚调、佛里其亚调同属于“雅、颂之乐”，因为这两种曲调“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难，履险如夷，视死如归。……（模仿在平时工作的人），模仿他们出乎自愿，不受强迫，或者正在尽力劝说、祈求别人，——对方要是神的话，则是通过祈祷，要是人的话，则是通过劝说或教导——或者正在听取别人的祈求、劝告或批评。只要是好话，就从善如流，毫不骄傲，谦虚谨慎，顺受其正。”【6】 

不过，西方并没有按柏拉图的逻辑发展出乐教，进入中世纪，他们将体制性宗教作为教化的主要手段，近代音乐甚至背离了西方古典音乐重视和谐的传统。反观中华文明，它没有强化早期人类文明的神话和宗教，通过升华诗歌、音乐、舞蹈相统一的艺术形式——乐，将之作为教化民众的主体，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重文艺而非重宗教的族群。在中国人的眼里，宗教只不过是众多教化手段之一。 

此一特质，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持久影响。直到今天，国家仍不断强调文艺服务人民大众，以及文艺服从政治的重要性。【7】 

注释：

【1】转引自伍维曦：《礼乐与国乐：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7-78页。

【2】刘师培：《学校原始论》，《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 

【3】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收入《饮冰室合集》（第十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4】[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4-215页。 

【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0页。

【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6页。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