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我们不能将现代西方概念硬套在中国身上。

汉代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文化中礼与法、刑与兵难以区分。

周代大宰为百官之首，“掌建邦之六典”，这六典，既有礼典，又有法典（刑典）。典也是法的意思，东汉学者郑玄作注说：“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

至汉代依然是这样，许多法律条文既是礼又是法，比如关于爵制相关的条文，明显就是礼制的法条。章太炎先生指出礼法不分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他说：“汉律非专刑书，盖与《周官》《礼经》相邻。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令无所不具，非独刑法而已矣。汉世乃一切著之于律。后世复以官制仪法与律分治，故晋有《新定仪注》、《百官阶次》诸书，而诸书仪杂礼，公私间作。讫唐，有《六典》、《开元礼》。由是律始专为刑书，不统宪典之纲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页。）

今天有人将礼与法，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如西方宗教与政治一样截然对立起来，明显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二者都是治国不可或缺的，哪能只谈一个方面！中国传统上没有西方社会教权与王权的严重对立。

中国古代刑与兵也难以分开，它们都是在社会正义基础上不得已而为之。对外实现正义，就是兵，对内就是刑。《商君书•画策》认为上古没有礼也没有刑，是黄帝时代社会秩序大乱，才制定了礼法与兵刑。上面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说有五种刑罚，分大、中、薄三类，“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国语•鲁语上》）他说的比《商君书•画策》更为详细，但无本质差别。《商君书•画策》说的内、外，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内外，当指用兵、刑地点不同。因为臧文仲接着就说，用甲兵、斧钺杀死的在野外执行，用刀锯处死的在市、朝执行。“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站在天下（整个世界）角度看问题，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极大多数时期内也不存在民族国家按丛林法则竞争的国际秩序。上节舜划定十二州，治理山河，显然只有在大一统的国家中才能实现。驱逐三苗这类行为，指甲兵大刑而言，不是对个人的刑罚。

先贤礼与法、兵与刑并重。但却重礼而薄刑，皆主张省刑、慎（恤）刑——除了古今相同的大仁大慈之心，还当与古代劳动力、兵源更为稀缺有关。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卫国将军文子问他为何不能礼与刑并用，孔子将礼比作驾车的缰绳（辔），刑比作赶车的鞭子（策），指出擅长驾车的人，手执缰绳指挥若定，车跑起来就如同舞蹈一样节奏轻快，并不需要马鞭起主要作用。《孔丛子•刑论》记载：“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执辔，左手运策，不亦速乎？若徒辔无策，马何惧哉？’孔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组，带子——笔者注），两骖（骖，音cān，指驾在车辕两旁的马——笔者注）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

经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语译：

舜帝十分重视法治。他将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肉刑刻画出来进行展示，以发挥教育和警示作用。为减轻肉刑，帝舜以流放的方法代替五种肉刑，因为肉刑不仅不人道，更是对劳动力的摧残。舜帝规定用鞭刑惩罚犯了错误的官员，用荆条抽打惩罚不服从教化的学生。犯错误的人，可以出金赎罪。小过时和非故意错误可以赦免。罪行严重且不思悔改的，就要严加惩罚。舜帝强调，在执行刑罚上，必须宽大行事，最大限度减少肉刑和死刑。人口作为劳动力是财富，肉刑和死刑也不利于保护劳动力。

共工、驩兜、三苗和鲧部是舜帝时期的强大部落，其部落首领先后是尧帝、舜帝的大臣。因为这几个强大部落的扩张，压缩了相邻部落的生存空间，引起众多部落的不满，称他们为四凶。为缓和部落矛盾，舜帝将四个强大部落迁移到边疆地区，这样一箭三雕，首先缓解了矛盾，其次给了四个强大部落新的发展空间，第三他们向周边传播华夏文明。因为四个部族的处罚得当，世人心悦诚服，天下秩序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