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都喜欢鼓吹祖先的文明成就，特别是技术成就。以至于他们常常混淆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技术。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突破只发生在西欧，那是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年~1642年）等西方先哲集人类文化之大成发展起来的——包括伊斯兰文明的数学和科学，中华文明的诸多科学技术成就。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1995年）1963年完成的《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中，论及古代各民族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现代科学只在文艺复兴晚期的伽利略时代发展于西欧时，我们的意思当然是指，只有在彼时彼地才发展出了今天自然科学的基本结构，也就是把数学假说应用于自然，充分认识和运用实验方法，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空间的几何化，接受实在的机械论模型。”【3】

李约瑟博士所说的“第一性质”指物体的客观状态，如体积、广袤、运动等；“第二性质”指物体借助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观念的能力，如色、声、香、味等。这种主客的区分极大推进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激发了尽乎无限的生产力，却因此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分裂、道德信仰与理性知识（行为）的分裂、自然与人类的分裂——科学一方面造福了人类，另一方面将人类推到世界大战与生态灾难的边缘，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西方现代性问题。

庆幸的是，西方自然科学只是刷新了我们的世界观，并未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除了中国，地球上几乎所有族群的世界起源理论都基于神话，这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础，如同《圣经》的《创世记》一样。

《圣经•创世记》是农业社会一神教时代高度发展了的神话创世理论。与之相比较，一些族群的世界起源神话简单古朴，却富于生命趣味。

中非的波桑人相信：太初只有黑暗、水和伟大的本巴神。有一天，本巴神不知什么原因害了胃病，痛苦不堪，呕吐出了太阳，太阳晒干的地方成了土地。本巴仍在痛苦之中，他于是又呕吐出了出于月亮，星星，然后是豹子、鳄鱼之类的动物，最后是人。

如果我们将神话等同于虚构的荒唐故事就大错特错了。在狩猎采集部落中，神话是一个族群的宇宙人生宪法，有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用以证明社会生活制度的合理性。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连山教授写道：“神话就是古人心目中的历史。远古的神话和后世的历史叙事在社会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用神圣叙事来证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根据神话情节的虚构性来否定神话所要证明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性。”【4】

我们试图概括狩猎采集时代神话创世纪的整体面貌。考虑到了一万多年前各大洲人类还处于千人左右的小型社群之中，社群数量极多，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智人具有同源性。就是说，我们祖先曾经在非洲大陆拥有共同的文化——萨满教。

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年~1986年）这样描述旧石器时代曾经普遍存在的萨满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存在着某种类型的萨满教。这似乎是肯定的。一方面，在今天萨满教仍然支配着猎人和牧人的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出神的体验作为一种原初的现象，它也是人类状态的一种基本元素。我们不能想象人类会有一个时期没有梦或不梦游，没有进入‘出神’的状态——这是一种意识的丧失，被解释为灵魂到冥界的游荡。在不同文化与宗教中所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是人们对这种出神体验所做的诠释和评估。既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由人与动物之间的神秘关系所主宰的，因此不难猜到一个出神中的巫师的职责是什么。”【5】

神话创世纪有三个主要部分：万物有灵论、原始至上神、神职人员萨满或巫可以通过联通多层宇宙的中心轴沟通神人。

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灵性的有机世界。灵性不仅存在于生物之中，也存在于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通过一种神秘的令人敬畏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人于其中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人是主动的——可以通过灵力改变从天气到疾病的一切。

支配灵力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尽管能力强大的萨满能够得到族人的普遍尊重。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人称呼这种能治病的灵力为“能”，“能”蛰伏在治疗师的身上，通过跳降灵舞等仪式才能被唤醒。据统计，近1/2的男人及1/3的女人拥有“能”。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严格的学习获得“能”。美国女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记录了昆人获得“能”的过程：“青年男子往往是从某位正跳仪式性治病舞的老治疗师 (往往是他的近亲）那里获得‘能’的。这位学徒跟着治疗师跳舞——单独跳舞，或者用手臂轻轻环绕治疗师的腰——从黄昏跳到天明，跳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其间只有短暂的歇息。每次，当治疗师因为神灵附体而达到癲狂，全身充满神力时，他就把不断渗出的汗水点到学徒身上，如同在进行治疗一样，而且还会在对方的腰部不断拍打，用这种方式向他射出灵箭——据说能就这样传入对方体内。这个过程可能整夜重复好几遍，也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多年——但不管时间多长，新人（通常是十多岁或者二十出头）最后获得了‘能’。”【6】

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宗教和波利尼西亚宗教中则称这种灵力为“玛那”（Mana），类似于中国文化中“气”的概念，它无形无象，不可摸到看到，却“至大无内、至小无外”，无处不显示其力量。“玛那”存在于所有物体上，并通过这些物体起作用，也可以被人获得、遗传、转移、消耗或丢失，鬼魂或精灵都被认为具有“玛那”，可以借用它使人得福或遭殃。

中国萨满教研究者直接将灵力称为气。满族萨满文化专家富育光先生（1933年~2020年）引用其父富希陆先生遗稿《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这样描述萨满教的“气”：“萨满所强调的‘气’，属于人类原始生活状态下对宇宙万物运动的直感认识，是低级的，实用的，讲求实际的……萨满教发自自身生存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强调气，也是长期对所生活的世界观察认识的经验成果。萨满所关心的‘气’，完全同生活密切相关。人类对生活经验的总结，最直接最普遍最密切者为气。如《瑷珲十里长江俗记》介绍北人观气，“晨露升气为雾，山峦升气为霭，江河升气为霁”等是对自然界气运的观察。‘悍人气实，羸人气亏，膏肓气走，亡人气消’，是对人体气运的观察。”【7】富育光先生认为萨满教的“气”远不如中国先哲的气理论抽象、辩证。

满族萨满神谕认为气为万物之源，万物皆有魂气。“神为气属，萨满得气、领气、用气为有神”。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郭淑云女士写道：“在萨满教观念中，神、魂为气，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类，产生有益或危害作用，只有获得某种特质的萨满们能够辨识和利用这些气，避害逐利，为本氏族服务。如一些颇有造诣的老萨满即能够凭借、吸纳、施布充塞于宇宙之间的气，为氏族祛病除邪、占卜未来、祈福禳灾，庇护子嗣。总之，萨满能够通过气运、气化来实现代达庶望，传达神意的目的。沟通人神，祈神降神，是古代萨满以及其他原始宗教祭司的基本特征，萨满正是凭借气运来实现和体现这一特征的。”【8】

由此可见，给万物有灵论贴上愚昧或落后的标签是错误的。那是漫长旧石器时代人类自我觉醒和自我发现的第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人可以通过咒语、祭祀或其他行为改造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这才是神话创世纪的精髓所在！

萨满教的宇宙模式基本上是三层：天空、大地和地下，但一些族群在此基础上又将宇宙分为多层，甚至达几十层。西伯利亚各族群天界有十二层、十六层、十七层等说法。锡伯族萨满认为天有四十九层，他们举行考察新萨满法术的上刀梯仪式时，刀梯级数最多就是四十九层，那是天界的层数。

天空与地下代表上界和下界，他们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这和后世一神教天堂和地狱的观念迥异。现代一些族群的萨满教有类似天堂和地狱的观念，那显然受了佛教等印欧宗教的影响。郭淑云指出：“宇宙三界并没有绝对的分野，上、 中、下三界都有神灵栖居，只不过其属性、职司各不相同罢了。上界和下界的概念与现代宗教的‘天堂’、‘地狱’的涵义并不等同。下界也与上界、中界一样，有山川、河流、森林，供神、亡灵狩猎、生活，绝非佛教、基督教的‘地狱’概念。”【9】

与基督教等一神教天堂、地狱观念更大的不同是，神话创世纪中，人是可以通过中心轴沟通三界，其媒介就是萨满。这个中心轴可以是一座山、一棵树、一个孔或其他什么象征物。伊利亚德总结道：“宇宙有三大界，这三界由一根中心轴连接，所以萨满可以成功地在三界中穿行。这根轴当然要穿过一个‘口’或一个‘孔’：正是通过这个孔，天神降临人间，逝者去往地府；正是通过这个洞，萨满的灵魂在入定时能够向上进行升天之旅或者向下进行入地之旅。”【10】

进入农业社会，欧亚大陆西部开始修建雄伟的宗教建筑代替自然界的中心轴，用以维系强大的社会认同。而欧亚大陆东部，“建中立极”，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吸纳社会各阶层的强大中央政府成为持续数千年的治国理念。

《圣经•创世纪》中的巴比伦巴别塔和著名的乌尔金字形神塔的功能都是作为连接天地的“中心轴”。乌尔金字形神塔是3层建筑，高21.33米，它是两河流域同类建筑中最早的一座，建立于乌尔第三王朝（前2112年~前2004年），由日晒砖块建成，建筑表面留下孔洞，用以通风，防止砖块龟裂。法国建筑师、考古学家让-克劳德•戈尔万（Jean-Claude Golvin）指出：“金字形神塔（ziggourat)这个词，源自阿卡德语zaqaru，意思是‘盖得很高’。借由不同金字形神塔的命名，可了解金字形神塔的作用，有时还能看出围绕在周遭的神殿与礼拜堂所赋予的功能。譬如亚述‘宇宙的山之家’、巴比伦‘天与地的基础之家’、博尔西帕‘天与地的七名导览者之家’、启什‘屋顶直达天际的萨巴巴与英妮娜之家’这类名称。古代究竟在这里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我们无法得知。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假设，也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不过金字形神塔最早的功能，据推测应该是联系天神与地神。这座建筑物使神殿与城市一同神圣化，将通往天上的道路，以及在承载大地的海洋中、通往深渊的道路连接于一点。这一点也被称为通过点，那就是世界的轴心。”【11】

图片说明：乌尔金字形神塔，距今四千多年；图片来源：让-克劳德•戈尔万：《鸟瞰古文明》，湖南美术出版2019年版，第1页。

神话创世纪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原始至上神”。1912年，在《一神概念的起源》一书中，德国语言学家和宗教史家施密特神父（P. Wilhelm Schmidt，1868年~1954年）提出了的“原始至上神”的概念，认为在犹太一神教出现以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一种原始一神教。与后来的一神教不同，这位至上神并不显示在世人日常生活中，没有偶像和特别的崇拜者，有些人说他已经“走开了”，这是一位“退位的原始至上神”，在时间长河中变得既遥远又崇高。

英国宗教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描述说：“太初人类造了一位神，他是造物主，是天地的统治者。他不由意象代表，也没有庙堂或祭司来为他服务。他太过尊贵崇高，因此人类对他的崇拜便显得极不相称，渐渐地他便从子民的意识中淡出，他变得如此遥远，以致他的子民决定不再要他。据说他最后便消失了。”【12】

比如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雅库特人，他们的天神首领被称为“首席父神”（Art Toyon Aga），他高居九级天庭，能力超凡。据说“首席父神”声若巨雷，形似太阳，却很少参与人间事情。我们为日常事务向他祈祷是白费功夫，他老人家仿佛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无所作为。

在中国文化中，学者们同样注意到了原始至上天神的痕迹。商代甲骨文中帝的观念，与世界其他民族的“退位的原始至上神”如出一辙。由于三千多年前商人的“帝”与西方“上帝”差异太大，导致研究者大惑不解，引起了广泛的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权力无上，主宰着人间的吉凶祸福，但卜辞表明，商人却从来不向上帝祈求，从来不对上帝进行祭祀。这种现象，令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宗教界的学者，不得其解，甚至不可思议。那么，对这种现象应该作何种解释呢？陈梦家先生说这是因为‘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统关系’的缘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证明了上帝是个自然神，不是人帝。笔者认为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人敬畏上帝，认为上帝高高地居于天上，太虚无缥缈了，凡人对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意志都是通过它的臣使来实现的，所以只要祭祀贿赂好它的臣使，人们所期望的和所祈求的就会由其臣使来实现。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实际情况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硏究。”【13】

“退位的原始至上神”在不同族群中的演化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在一神教世界，他深入人间，成为全知全能，拥有绝对自由的宇宙主宰，创造了宇宙及宇宙的各种律法。也就是说，并不是地球上所有族群的至上天神都“退位”了，将他们的权威让位于更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神。有些族群原始至上天神以不同形式维持了其在万神殿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转化为一神教中全知全能的唯一真神。比如以色列人的上帝雅赫维（“耶和华”）和琐罗亚斯德教善神阿胡拉•马兹达。

从“退位的原始至上神”到世界的唯一绝对主宰，西方以神为本的文明由是生焉！人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人成为神的仆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只能通过组织化的宗教祭司阶层上达神。这一趋势从在两河流域（Mesopotamia）文化的开始阶段欧贝德文化（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500 ~4000年）中已经显现出来。

据苏美尔传说，埃利都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城市。埃利都遗址的神庙演化过程代表了欧贝德文化宗教建筑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埃利都遗址第18~14层），宗教建筑只是一个面积约6~7平方米的方形祭室，里面有神坛和供桌，室外有焚烧供物的灶。这样小的建筑，看不到了任何宗教等级关系。如同今天南部中国的神龛，是百姓日常敬神祈福之处。

第二阶段（埃利都遗址第11~9层），在第14层祭室位置修建了面积较大的神庙，分中殿和侧厅两在部分。侧厅的出现使原来的祭室变成祭祀神灵的中央殿堂，侧厅则用于焚烧供物，放置庙产和供僧侣们居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教授指出：“祭室向神庙的转变是宗教建筑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它标志着宗教已经由产生于民众之中变成高于民众之上。巨大的规模和高高的台基是这种标志的最好写照。同时出现了住在庙宇的专门祭司阶层，普通的人不可能再与‘神’发生联系，而要借助于专职僧侣，从此宗教开始为少数人所袭断，开始了人为宗教的历程。而专职祭司成为正在形成的等级社会中最上层人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知识分子。”【14】

第三阶段（埃利都遗址第8~6层），神庙结构定形，形成了侧厅、殿堂、侧厅的三分式布局。这时与神坛相对的门不见了，只有侧厅中部带阶梯的门道。这样，神庙外面的人再也无法直接看到庙内的神坛，只有从侧厅入口进到中殿才能见到，使神庙中心变得更加隐蔽神秘。

杨建华教授指出：上述三个神庙发展阶段“反映了人和神的距离逐渐加大，神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神秘，与此同时作为人和神之间的桥梁的祭司阶层也在随之提高本身的地位。”【15】

“以神为本”不仅重构了农业时代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精神世界，也成为他们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石。埃利都城是一个宗教中心，时人心中的圣地。其主神恩奇是智慧和力量之神，又是地下甜水之神。考古调查表明，埃利都城同后世两河流域、古希腊罗马的城邦一样，都是以神庙为中心。神庙周围是富人的房屋，外围住着手工业者和贫民，最外围住着农民。全部人口高达5000人。

而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华文化，突破了狩猎采集时代以来人类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念，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转折点。我们注意到：商代“帝”的观念并没有走向人间，周代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神也要遵守宇宙人生之道，人民福祉是神事的根本。这就是中国文化“道在帝先”、“民为神本”的观念。

注释：

【3】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第5页。

【4】陈连山：《从神话学立场论夏朝的存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8卷第4期。

【5】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6】玛乔丽•肖斯塔克：《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7】富育光：《萨满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8】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9】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10】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页。

【11】让-克劳德•戈尔万：《鸟瞰古文明》，湖南美术出版2019年版，第3页。

【12】凯伦•阿姆斯特朗：《神的历史》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13】常玉芝：《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载《文史哲》2008年第6期。

【14】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15】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