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现代性为终结的世界史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霸权形成的基石——它以解释文明史的方式垄断了人类的世界观念。

《世界春秋》所要做的，是将因诸多因素开启的西方近代历史还原到人类历史进程之中，接续更为普世的春秋大义重述世界史——用以“对内节制欲望、对外节制资本”的礼义为基础的大一统治道，取代以“对内放纵欲望、对外放纵资本”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

春秋大义，植根于礼义的春秋大一统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福祉的基础，蕴含着人类历史的基本脉络——人的自我觉醒和社会的复杂化。

一、口头的经史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口头的经史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只有在这个起点上，我们才能超越西方中心论，看到不同族群，不同文明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将非现代西方文明定义为落后的、原始的、野蛮的。

世界史可以上溯到史前不同族群对世界的解释。尽管这里的“世界”指不同族群生活的千差万别的生态区域。对于已经登上月球的今人来说，我们所说的世界史、全球史，仍是人类所在生态区域的历史，只不过其时空范围已经拓展到整个地球。

我们的先民和现代生活在边远地区的狩猎采集部落将世俗历史融入神话之中，构成了神话的骨架。以其卓越的完美性，解释了从社会习俗到文明创造的方方面面。在他们那里，神话本身是真实的、权威的和神圣的，如同今天欧亚大陆西部的一神教教徒看待《旧约•创世纪》一样。

对于神话及其中蕴含的历史在这些民族中至关重要的意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写道：“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它表达、增强并理顺了信仰；它捍卫并加强了道德观念；它保证了仪式的效用并且提供引导人的实践准则。因此，神话是人类文明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积极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释或艺术幻想，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的实用宪章。”【1】

处21世纪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一个习俗、一个仪式、一首仪式歌曲对一些狩猎采集部落来说具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约1943年的时候，澳大利亚西部沙漠地区的一群狩猎采集者遭遇严重的水源短缺，一个叫帕拉尔吉的老人带领族群远离了水源，最后被困在更加干旱的地方。老人先想到了50年前接受成人礼之地的水源，那里他只去过一次。但等他和族人到达那里时，水源已经被同样面临干旱的其他部落围得水泄不通。

雪上加霜，不久之后食物也开始短缺。这时，帕拉尔吉想到了族人经常唱的仪式歌曲，古老的歌词记载着祖先迁移的历史，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地名。老人依靠这些古老歌词中的信息，结合地理标识，带领着族人穿过了由50~60个小水坑相连接的、长达350公里的沙漠，最终抵达了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曼陀罗站——族人得救了！

早期的口头历史比用文字记载的历史长得多，它们常常以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世代相传。

中华文化存在发达的经史传统，从史前时代至21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绵延不绝，具有突出的文明连续性。其核心经典《诗经》、《尚书》包含着重要的史诗和史事，三代掌管这些重要文献的史和瞽，常常并称。瞽是盲人，他们对历史的记忆都是靠口传。

对现代一些游牧采集部落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早期文明丰富的口头知识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对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昆人的细致研究表明：“虽然这些游牧民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能够学习和记忆——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若将他们经由口头世代相传的广闻博识写成书，估计可写出数千卷。”【2】

用文字写定之前，早期历史都是口述史，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和基础，也是常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部分。从中，我们能看到人类文明的极端丰富性，以及其对当代世界的非凡价值——特别是如中国这样持续演化的文明。

进入有文字的历史时代，各个群族按照自身文化传统书写历史，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将不熟悉的远方描述野蛮的、怪异人物或妖怪生活的世界——看看中世纪的欧洲地图或中国的《山海经》，我们就会明白那个时代普遍的世界观念。

二、文化种族主义的世界史成为主流

人类历史是一部交流互鉴的历史，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随着英、美国等世界殖民帝国的形成，人类历史成为以欧美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人类历史，非欧美地区沦为欧美的附庸——资源提供者和商品倾销地——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本质上是欧美利益世界化，世界为欧美利益服务。

因为欧美统治世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直用种族主义世界观支撑其殖民统治。他们认为：白种人治下的欧洲本质先进，有色的非西方文明则是落后的，西方要将基督教文明成果扩展到全世界，将其他文明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

不用说，其他文明注定是野蛮的，次等的。当19世纪早期探险者发现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遗址时，他们不相信这些巨型石墙是黑人建造，所以干脆将其年代上移一千多年，称之为腓尼基人的杰作。因为腓尼基人是生活在地中海周边的白种人。20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独立前的名称）考古学家彼得•格雷克在大量出土证据面前，指出这些非凡的建筑是当地土著修那人建造——结果，彼得•格雷克被当局流放；直到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对面积达700公顷的大津巴布韦遗址的研究才得以全面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以欧洲为中心的种族主义殖民史观受到严重挑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文化种族主义”——它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主要包括个人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为中心，为历史终结。

新版的“欧洲中心论”、文化种族主义的世界史成为主流，与20世纪殖民主义的破产以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帝国有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受来自东方敌人入侵的刺激，美国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国高中和大学教授亚洲历史的备忘录。该委员会认为，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应知道世界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人出于战略目的研究世界史的雄心。曾在华盛顿“战略服务办公室”担任情报分析员的斯塔夫里阿诺斯1952年在芝加哥西北大学开设世界史课程，他回忆：“朝鲜战争期间，当我们的众多学生离开校园前往远东，而对将要面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时，我就感到需要开设一门全球视野的历史课程。”【3】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今天仍在中国热卖。很少有人意识到，当代世界史是为美国国防利益服务的，更少人意识到当代西方世界史内在的写作逻辑和价值取向。

历史学家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史料的取舍与评价标准，这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被称为史义，是历史的灵魂之所在。无论史学家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按某种史义写作的。孔子对史义有充分的自觉。他根据鲁国旧史作《春秋》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三、春秋大义更具有普世性

孔子所说的史义，即足以为后世立法的春秋大义，基于因人情、节人欲礼义的大一统中华治道——王道！

礼义王道锚定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径，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继承春秋大义著《史记》，直接将《春秋》称为礼义的大本大源。指出国君、人臣、人父都要懂《春秋》，如果一个人不通晓其中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社会全面失序，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根本之所在。他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十四史，无不重视基于礼义的大一统中华治道。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长文，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结果：“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4】将传统史学全盘否定，梁启超已经不知以中央政府为“皇极”的中华治道，更忘记中国人家国一体、以史为鉴、究天人之变的博大人文情怀。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借欧洲和日本的社会学说和“文明史论”，建立近代国家的初心可以理解。但他对传统史学的否定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因为基于因人情、节人欲礼义的大一统——春秋大义，比基于自由主义的西方现代性更有普世意义。对内节制欲望，对外节制资本，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有效平衡了自然有限资源与人类无限欲望间的关系，这是东西方一切文明的基础——只有建立了这种平衡关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下去。《荀子•礼论》谈到礼的起源时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只有礼义制度——上下、夫妇、父子（三纲）这些社会自然分层、基本秩序建立起来，人类才能组成更复杂的社会组织。荀子论述道：高贵得做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所共求的。如果一味顺从人欲，从形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从物质上来说不能满足。所以古圣王制定礼义来区别人们，使他们有高有低的上下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区别，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工薪的多少与他们的地位工作相称，这是使人们合作、和谐共处的方法。《荀子•荣辱第四》写道：“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四、春秋大义蕴含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两大趋势

所以，基于社会自然人伦秩序的礼义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动力，世界历史成为人类不断地自我发现，自我觉悟的历史——“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到因人情、节人欲的人伦礼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

从狩猎采集部落的万物有灵论、到多神教，到一神教，再到基于自然人伦的中华礼义，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趋向。尽管其发展不是线性的，比如万物有灵论中，包含着后来一神教、多神教和礼义文明的诸多因素。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站在西方宗教视角。看到民间的土地、财神崇拜，中国本土的道教、佛教，就认为中国是多神教国家，这些人忘记了中华礼义文明的本质特征。从中国先哲的立场上看，一神教、多神教，乃至高度中国化了的佛教，都不过是礼义教化的一种手段。也因此，历史上中国形成了最为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可以说是历史上不同宗教、信仰体系的大熔炉，今天仍是这样。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越需要依礼义节制自己的行为，否则必将是生态危机、资源枯竭，以及人类文明的整体毁灭。

想想吧，祖父辈用粗糙的双手撒网捕鱼时，还懂得放生小鱼，适时收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懂得未来收获会变少。今天现代化大型捕鱼船，一网能捞300吨，如果不比祖父辈更节制，更理性地对待地球资源——人类只会毁灭自己。

在自由意志和自由资本为王的当代，放纵的欲望必须受到节制，放纵的资本必须受到节制——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21世纪今天更需要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

由于当代世界史的写作主要是由“以神为本”、信仰基督教的美国推动的，所以史学家对人类发现、觉悟礼义之道的历史进程缺乏认识，但他们对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却有鲜明的理论自觉——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具体表现为人类社会组织不断增强的复杂性及社会组织本身的变得越来越大。今天，已经出现十亿人口级别的现代国家组织——如中国和印度。如下表所示：

人类社会规模的增长，是以一个政体（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单位）内的人口数量来衡量的。人口数字是估算的，但指出了规模层级（例如，100s指在100和1000之间）。时间是政体形式第一次出现后以千年来计算的。一个复杂的酋长国与一个简单的酋长国不同，前者有三层行政等级秩序。复杂的酋长国是由一个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首领统治，在他之下有几个从属的首领，每个从属的首领统治着几个村落；表格来源：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大历史》的作者们将事物的复杂化及新（属性）事物的出现看成宇宙基本的演化规律，贯穿无限丰富的宇宙演化过程：“研究整个宇宙的历史似乎是一项令人畏惧的工作。不过，我们会发现，从许多方面而言，它并不比讲授一个大国（比如美国或俄国）的历史更艰巨。关键在于，我们一开始就要对这个故事的整体形态有清晰的认识。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事实在于，有一条线索贯穿整个故事：那就是宇宙出现138亿年以来越来越复杂的事物的出现。复杂事物具有多种组成部分，它们精确地排列，从而产生新的属性。我们将这些新属性称为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5】

我们不愿如大历史的作者一样，生硬地将宇宙学和地质学掺入历史叙述之中，不过他们对宇宙复杂性演化的描述适用于不同族群走向有机的命运共同体大趋势——春秋大义称之为大一统，不同文化、宗教、习俗的族群统一于基于礼义教化的、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天下为公——那是和平、秩序与繁荣的重心，而政治分裂只支导致战争、混乱与衰败，《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一言以蔽之：“一则治，两则乱。”

历史上这样的的例子不胜枚举。在3~5世纪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浪潮中，整个欧亚大陆南部农耕世界皆受到游牧世界的严重冲击，结果却截然不同：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游牧民族灭亡之后，文化上为基督神权所主导，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政治上四分五裂，欧洲至今再也没有实现统一；欧亚大陆东端，魏晋南北朝（3~6世纪）所呈现出的历史场景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与佛教的输入传播，同样的社会大动荡和文化大洗牌，结果却是北方草原民族与汉人的大融合、中国化的佛教，以及前所未有的隋唐大一统盛世。

政治大一统、民族大融合、外来宗教中国化，是中国政治哲学与制度文化内在力量转化之结果，这与西罗马帝国受游牧民族冲击之后，政治分裂与文化黑暗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东西方文明在面临相似危机时，由于处理方式及道路选择截然不同，会产生差异巨大的历史结果。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特别指出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是人类走向统一的重要节点，因为那时超越“我们”和“他们”，能够建立起全球市场、庞大帝国和普世信仰的三种事物产生了，这些走向统一的直接推动力分别是：货币秩序，帝国秩序以及全球性宗教。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他写道：“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种规则管辖，让所有的人类都成为‘我们’。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6】

赫拉利看不到，自由资本、帝国霸权和一神宗教建立更大的社会组织时，是以极度排外，截然区分“我们”和“他们”来实现的。过去数千年里，太多帝国战争、宗教战争和金融掠夺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三种力量不可能成为人类大一统——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政治上的全球治理也是大势所趋。我们需要超越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叙事，把握人类自我觉醒和社会复杂化两大主线，以基于礼义的大一统春秋大义为核心，重写世界史、重建人类未来。

——这是作《世界春秋》的历史因缘。

帕拉尔吉的“古老仪式歌曲”已经远去，《世界春秋》将成为全世界的“古歌”，它将带领人类走出贫困和动乱，走向富足和安宁的新世界！

注释：

【1】马林诺夫斯基：《神话在生活中的作用》，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3】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译后记，施诚、赵婧译，中信出版社 ，2013年。

【4】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5~88页。

【5】大卫•克里斯蒂安、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克雷格•本杰明：《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页。

【6】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