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1843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鼎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深腹外鼓，三蹄足，是世界上铸铭文最多的青铜器，近500字。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先生考证《毛公鼎》是周宣王时作，文气与《今文尚书•文侯之命》相似，“抵得一篇《尚书》”；近代书法家李瑞清（1867年~1920年）也认为：“《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

西学东进以来，学人习惯于称中华政体封建专制，反封建反专制，成为近代革命的口号。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中国革命反封建、反专制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它反对的是腐朽的，阻碍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士绅地主阶级——其社会统治主要是封建的，政治统治主要是专制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1页。）掌握运用四大权力统治中国农民的便是士绅地主阶级，四大权力维护的则是士绅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封建与反封建的斗争，封建力量的代表依次是豪族地主阶级、门阀地主阶级和士绅地主阶级。但凡封建力量取得优势的时期，中华民族的苦难最为深重。封建力量隔断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联系，打着中央政府的旗帜谋取阶级利益，无视中华文明和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相对于东汉以来的豪族地主阶级和门阀地主阶级，宋朝以来的士绅地主阶级最腐朽、最反动、最狡猾，他们给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远超过豪族地主和门阀地主，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根本原因。

古代的农民革命和周边部族进入中原，消灭了豪族地主阶级和门阀地主阶级。而近代以来，士绅地主阶级则借助于清朝和列强，形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的觉醒，延缓了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如果偏要说中华政体是“封建专制”，那也不是皇帝封建专制，而是豪族地主、门阀地主和士绅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其中士绅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时间最长、危害最大。中国近代以来的反封建反专制，反的是士绅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彻底消灭士绅地主阶级，是中国进行现代工业化之必需。

打碎了以士绅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旧社会，才有今日中国之崛起。

但我们不能将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古典政治体制一概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和专制。宋以后兴起的士绅地主阶级是中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异化，并不代表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本身。

《尚书•尧典》告诉我们，从尧舜时代起，中国就存在中央政府、四岳、群后（地方诸侯）组成的国家体制。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以巡守制度为基础，以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行赏罚的直接统治关系。换言之，尧舜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度量衡、法律政令统一的国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封建体制。

中国更不存在法国路易十四（1638年~1715年）类型的专制统治。中国先贤认为国家整体（社稷）居第一位，而不是王权至上，“朕即国家”。钱穆先生注意到，皇权在中国不是至上的，运行政府实际工作的相权十分重要，他说：“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毛公鼎》铭文中，周王认为大臣不管对错，一味委责于王，王一人专制是国家败亡的原因。所以他要求政府命令必须先通过执政大臣（毛公）审核，再谨慎地对外发布。显然西周皇权并不是绝对的，执政大臣权力很大。郭沫若先生解释说：“唯通惟，有也。‘无有正昏，弘其唯王智’者，谓不问青红皂白，一唯王意是从。自‘雩之’以下数语，即檃栝（yǐn kuò，矫正木材弯曲的器具，引申为矫正——笔者注）厉世时（指周宣王之父周厉王时代——笔者注）政治情形，故总结以‘迺唯是丧我国’之语，此均指陈实事，非悬虚耸听之辞。有此既往之失败，故起‘历自今’以下王命须由毛公同意方得颁布之命辞。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66页。）

以民为本。损有余，补不足，对弱者的关注，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铭中周王告诫毛公，不可中饱私囊，侵侮鳏寡。《诗经•大雅•烝民》中有：“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不欺侮于鳏寡孤独之人，不畏惧于强梁御善之人。”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不是落后的、封建的、专制的，它在制度和观念方面都体现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特性——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学生命力！

释文主要参考了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59~263页。

铭文：

王若曰：“父！丕显文武，皇天引猒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褱不廷方，亡不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襄乂厥辟，劳勤大命，肆皇天亡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旻天疾威，司余小子弗及，邦将曷吉？四方，大纵不静。呜呼！ 余小子溷湛于艰，永恐先王”。

语译：

周王这样说：“父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上天将会长久地满足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与之匹配。当初（文王、武王）接受上天的使命，安抚那些不来朝觐的方国，没有不被文王、武王的光辉所照耀的。由于上天大降福命于我们周国，也因为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君主，勤勉于王命，所以上天不懈地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先王的配天之命。但是仁慈的上天突然发威，继位后的我怎能不心急，国家将如何是好？如今四方动乱，很不安定。唉！恐怕我会深深陷入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恐慌。”

铭文：

王曰：“父！今余唯肇经先王命，命女乂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屏朕位。虩许上下若否，雩四方尸毋动。余一人在位，矧唯乃知。余非庸又昏，女毋敢荒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天，申绍大命，康能四或，欲我弗乍先王忧。”

语译：

周宣王说：“父！现在我要谨慎地遵循先王的使命，命令你治理我国我家内政外交，忠于大大小小的政事，保护我的王位，小心地遵循神灵的意志，主管四方诸侯，不要让他们发动叛乱。我如今在位，也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不是昏庸之人，你不能荒怠自图安逸，要虔诚地早晚辅助于我，协同大大小小的谋划事宜，不要闭口不言，要告诉我先王的美德，用以昭仰上天，敬重地行使天命，使四方诸国康乐安定，让我不给先王带来忧虑！”

铭文：

王曰：“父！雩之庶出入事于外，敷命敷政，艺小大楚赋，无唯正昏，引其唯王智，迺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敷命于外，厥非先告父，父舍命，毋又敢憃，敷命于外。”

语译：

周宣王说：“父！以往众官往来各种事宜，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和赋税，不管对错，一味委责于王，适足以丧国。从今以后，往来或对外颁布命令，若不事先禀告父就不准颁布。父的命令，亦不可轻率对外发布！”

铭文：

王曰：“父！今余唯申先王命，命女亟一方，弘我邦我家。女顀于政，勿雍庶。毋敢龚橐，龚橐迺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毋敢湛于酒。女毋敢坠，在乃服，绍夙夕敬念王威不易。女毋弗帅用先王作明型，欲女弗以乃辟陷于艰。”

语译：

周宣王说：“父！现在我重申先王的使命，命令你做一方的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你要推行于政事，不要壅累庶民。征收赋税时，不要中饱私囊，中饱私囊将会侵侮鳏寡，要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要让他们沉湎于酒。你更不能沉沦，要早晚敬业，想着周王的威严，不得改变。你不能不以先王制定的礼法为准则，希望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境！”

铭文：

王曰：“父！已！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捍吾王身，取卅寽。赐女鬯一卣、祼圭瓒宝、朱巿、悤黄、玉环、玉瑹、金车、较、朱鞹鞃、虎幎熏裹、右轭、画鞴，画，金甬，错衡，金踵，金，约盛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金膺，朱旂二铃，赐汝兹，用岁于征。

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语译：

周宣王说：“父啊！这些卿事僚、太史僚，都由你父来管束。命令你继续管理公族与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侍御，派你的宗族保卫我的安全。领取受禄金三十锊，赐给你黑黍酿的香酒一卣、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绿色系带、玉璧、玉笏、青铜装饰的车、车轼横木上绘有花纹的覆盖物、车轼上有红色软皮、护马胸的皮革、浅红色衬里的虎纹车盖、右轭头、缚于车辕到车箱的以及车衡接于车轴用的彩纹皮带、车毂两端青铜制的甬、车辕前横木上也绘有花纹、青铜装饰的车箱底部的横木和车闸，都是用青铜装饰的、用青铜丝缠束的竹席蔽车棚子、鱼皮箭袋、马四匹、马缰绳、马笼头、马头上的饰缨和马胸前的垂缨，也是用青铜装饰的、画有蛟龙的红色旗帜两杆。赐给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

毛公为了报答天子的恩德，铸造了此宝鼎，希望子子孙孙永远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