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尧为典范(《尧典》一)

作者: 翟玉忠 付金才   发布时间: 2021-12-08

经义:

如同《洪范》篇是大禹时代的治国大法,《尧典》是尧帝、舜帝的治国大法。 

中国有漫长连续、又高度发展的经学和史学传统(经史传统),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同世界上一切古老民族一样,其经典在未整理成文字之前,以口传心的形式世代传承。所以《古文尚书》《尧典》《舜典》前均有曰若稽古,类似汉译佛教经典开篇的闻如是”“如是我闻,表示经典内容传承有信,并非杜撰。

《尧典》是中国经史传统中居核心地位的安身立命、安邦治国文献。尽乎所有《尚书》版本,都将《尧典》放在第一篇,孔子最早整理《尚书》时也是这样。

《尧典》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了国人重世俗人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二是决定了中国政治重德行功勋,选贤与能的选举方式——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今天,长达四千多年。

尧帝是一位上古圣王。典,就是能常行百代的大经大法。东汉学者郑玄在注释《周礼》时曾经说过: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 

所以汉代以前常常礼、法不分。一样的典,既是礼经,又是礼法。今天有人喜欢德治与礼,不喜欢法治与刑,这是不通中国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教化(政教)相统一的原因——如同有冷暖、阴阳一样,治国既离不开德治,也离不开法治。

有现代人类以来,整体上只存在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是以万物之自然状态——“为中心的。

无论是狩猎采集部落的万物有灵观念,还是农业社会的多神论和后起的一神论,在其现实生活中神都居于核心地位,生老病死都以神为本。今天我们去基督教世界旅行,还能看到他们的城市和乡村遍布着尖顶的教堂,那是上帝在人间的标志。

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上古人类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念,转化为以人为中心。天生百物,人为贵。从尧时代起,先贤就建立起了以万物之自然——为核心的生活方式。

中华文化并不否定神和宗教,而是置神于道之下,将宗教视为一种教化。所以先贤讲道在帝先神不胜道民为神本。而除了中国之外的文化,其他文化大体都是讲帝在道先道不胜神神为民本 

突破神及神话体系,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可惜信仰一神教之人常常不理解这一点,干脆将中国人看成不信教、崇拜偶像的异教徒。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如何理解自身文明的大本大源,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尧为典范,不是以耶稣或其他什么神。

《尧典》开篇就是讲尧崇高的个人品行,他不仅有明察四方的智慧,而且做事敬业节俭,为人宽容温和。然后讲他如何发扬德行,广布恩泽,实现了家庭和睦(家齐)、百官各尽其职(国治)、万国和谐(天下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经过《礼记·大学》的进一步阐发,以及宋以后儒家的提倡,主导中国历史数千年。在21世纪世俗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这种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古老,对其他族群崭新的生活方式,必将影响全世界。

《礼记·大学》曾引文中克明俊德一语解释明明德,通过《尧典》上下文,我们知道这里的德是一种德行、德泽,而非如《四书集注》所说的,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宋儒以佛教禅宗观念理解《大学》,颠倒本末,误人千载。克明俊德,和谐万邦,《礼记·大学》所说明明德于天下,本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宋儒那里却成了人生的起点,先明明德,再亲民,再止于至善,岂不荒唐!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历史学家韩建业教授甚至将这种重世俗的生活方式上推至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司马迁写《史记》从尧帝的祖先黄帝开始,从中我们能看到,无论是黄帝还是尧的父亲帝喾(kù)高辛,都遵循修齐治平的人生路线。司马迁说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我们应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斯道斯文,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的最宝贵财富!

文: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语译:

下面内容根据古代史家严谨的口耳相传之事整理。帝尧的名字叫放勋。他以敬畏之心对待政务,并节制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他处理各种事务态度平和,又能明辨大是大非,坚持正确立场。他待人诚信恭谨,能够推贤让能。其事业恩泽四方,人格光耀天地。他通过以下方法实现惠及天下的伟大事业:首先,帝尧治理好自己的九族,使族人相亲和睦。然后,立足于实际考察选拔那些有能力治理好本族的人出任百官,负责公共职务,根据事功加以奖惩。百官治理好了,努力使各个邦国团结协作,亲如一家。结果天下万民在帝尧的治理下都能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