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蔡元培总结近代教育发展情况，将废除读经视作进步的重要方面，“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①这番话直指民初学制相对于晚清学制的一大变革，随着临时教育通令以及壬子、癸丑学制办法的相继出炉，经学于民初退出学制，此后虽有波折，终究无法再在学校体系中以专门分科立足。

作为民国初建时期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学制出台的决策上，无疑有其重要的影响力。由此，民国时期的“历史意见”也多把蔡元培视作经学退出学制的“罪魁祸首”②，似乎进一步坐实了蔡氏以个人之力致使经学退出民初学制的判断。这一结论，影响了后人对于民初学制和教育情形的研究。然而，揆诸史料，经学退出民初学制的教育法令，名义上虽由蔡元培主持，但参与其事者不止一方，实际拟订者也另有人选，而相关人事与商务印书馆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对蒋维乔和陆费逵等人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注意到商务印书馆在人事上对于民初教育部决策的影响。③但就民初经学退出学制这一事件上各方的态度、立场，以及背后蕴含的西学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问题，仍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

经学于民初退出学制，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实际运作情况有很大关系。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首届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成立。19日，启用印信。④当时，教育部成立的处境极为困难，既无办公地点，也无法处理详细事务。蔡元培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商谈时，请求拨给屋舍办公，却被告知“办公房屋，须汝自找”。蔡元培连日寻觅，均无合适地点。幸而得到时在江苏都督府内务司任职的马相伯的帮助，借用该内务司的楼房三间，方才得以成立教育部，开启印信办公。但所谓办公也只是“例行公事亦至少，不过各省请问，加以答复而已。”⑤

开办条件虽然简陋，临时政府教育部却将新的教育方向逐渐确定下来，这与蔡元培主持下教育部的人事安排有关。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时，刚从欧洲留学回来，对于国内教育形式不免生疏，“去国多年，于近来教育情形，多所隔膜”，所以专门邀请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蒋维乔相助，请其“对于全部事务，无论大小，悉为计画之”。⑥蒋维乔应允之后，即向蔡元培建言变革学制，请立符合共和政体的教育，“现在改革伊始，军事未毕，实施教育，尚未其时，不过国体变更，前清《奏定学堂章程》，合乎帝制，不适于共和。各省已办之学校，值此新旧交替，将无所适从。宜一面先颁行通令，对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暂仍之，以维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此乃教育部目前之责任也”。⑦蔡元培对此建议极力称善，奠定了新的教育部拟订教育办法“迎合共和”的大方向。并在1912年2月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宗教自由相违”，主张实行尚武、尚实、尚公、世界观及美育教育，预示着教育方针的重大调整。

用“抵触国体”与否的标准来界定旧有教育办法，自然否定了与旧政体、旧伦理密切相关的经学课程。由于方向确定，蒋维乔呈上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及《暂行课程标准》，很快被蔡元培采纳。并刊登于《临时政府公报》，咨行各都督府，“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有必须改革者。各省都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之急当恢复，发临时学校令以便推行，具见维持学务之苦心，本部深表同情。惟是省自为令，不免互有异同，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至为可虑。本部特拟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若干条，为各地方不难通行者，电告贵府，望即宣布施行。至于完全新学制，当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见，折衷至当，正式宣布”。14条通令中，第8条即规定了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⑧

清季办学过程中虽饱受新教育家指摘，却一直存而不废的经学学科，最终在民初暂行法令的规定下明文废除。据当事人回忆，暂行法令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此区区十四条通令，革除前清学制之弊，开新学制之纪元，于全国教育停顿，办法纷歧之时，赖此通令得以维持，其影响实非浅显。……以后小学、中学、师范之课程，虽与此标准略有出入，然大体相类，直至十一年采取美国式，颁布新学制，此标准始失其效力。”⑨

按照经学在民初学校中的存续状况而言，蒋维乔的上述言语与史实大致没有偏差。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暂行通令并非出自于蔡元培的筹划。据蒋维乔声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的产生，是其与一群商务印书馆同仁商定后的产物，“余乃于未进教育部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计议，草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预备到部后发表”。⑩陆费逵的回忆，验证了这一说法，“我与蒋竹庄商定一稿，即元年一月所颁之暂行办法及四条通电。其内容大体根据我三年中所研究的结果，如缩短在学年限（中小学改为共十二年），减少授课时间，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均藉蔡先生采纳而得实行，其愉快为何如也。”（11）因各人主观感情的不同，事实的回忆常不免依据个人立场而做出不同程度的放大或缩小，但比照两人言论，商务印书馆与民初经学退出学制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参与拟订这一草案的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庄俞等人，大都奉行西式教育观念，晚清时已积极提倡废除学堂读经。在清季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育杂志》上，陆费逵的《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和庄俞的《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都直接提出了废除小学堂读经的主张。蒋维乔也在商务印书馆另一刊物《东方杂志》上，撰文表达了类似观点。进一步剖析各人言论，可见近代教育转型时期商务印书馆刊物的舆论风向，借以展现中西学碰撞与交融下的纠葛。

                                  二

商务印书馆自创办之日起，与近代中国教育便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于1909年刊行的《教育杂志》，设立的初衷虽与推广教科书有关（12），但在刊物出版的过程中，因主编陆费逵主张学制改革，重心逐渐放在了研究教育与改良学务上面。围绕晚清学制的颁布、实施与改良，《教育杂志》连续刊载了系列讨论学制的文章，希望办学者注重普及西学与西式教育观念，强调用西学办法进一步改造中学，一度成为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舆论阵地。

1909年，顾实于《教育杂志》上公开提出废除读经的主张，引日人“中国学堂仍用腐败教法教授，为科举之变相”的言论，宣称小学堂读经既不合古代教育，又不合西式教育原理。（13）合不合古代教育一说，不免有为立言寻求传统资源支撑的考虑。而学堂读经不合西式教育原理的说法，则为趋新时人所认可并加以宣扬，使得经学分科在学堂中的位置更加岌岌可危。

清季学堂经学课程办理不善，面临各种指责，学部在宣统元年、二年改订了小学堂课程，但针对小学堂课程仍然存在经学的事实，《教育杂志》上继续载文加以抨击。学部对初等小学堂章程的修改甫经奏定，陆费逵就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一文，认为学制仍存在重视读经的弊端，而且时间更多，程度更不合。且各科时间配合未妥，单级教授无从编制，阻碍教育普及。建议初等小学堂应分为四年完全科与三年简易科两种，科目只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即可，不必讲求经学。认为稍明教育者皆能知其故，经书非儿童所能解，施之小学，尤觉有百害而无一利，“经之有裨修身者，不妨采入修身书；可作文章模范者，不妨收入国民读本，不必专设此刻”（14）。在陆费逵的言谈中，“稍明教育者”自然并非坚守旧学传统的经师宿儒，而是指接受了西学和西式教育观念的群体。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形势下，“明教育者”逐渐强调用西学分科办法彻底改造中学。

1911年，庄俞作《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对于宣统元年、二年两次改制表示不满：

第一，从学科建置的角度出发，认为改制虽然去除了学科繁重之弊，但仍设读经讲经一科，不知何解。“其为保存国粹欤，尊重圣贤欤?抑牵掣于成见欤?”认为初等小学新章第一、二年不设读经科，是学部已知经学不适于儿童，则何必第三年又增加经学课程。而高等小学经学钟点过多，影响了国文学习，“经书陈义过高，非可与普通国文相拟，以初等小学毕业生劳精疲神于读经讲经，每周至十一小时之多，仍属有害无益。况中学新章，读经讲经每周仅五小时。是视高等小学生之程度，反高于中学生，尤百思而不解者也。”并作出判断，学部终将删去小学章程之读经讲经科，宣统年间的学制改章，“特消稽时日，而更多一番改革耳”。

第二，从教育接受程度的角度出发，认为经学深奥，非小学所能研究。舆论上“自癸卯旧章偏重此科，舆论反对，迩岁大振，学部岂未闻之?”并分析实际结果，令没有分辨能力的幼童稚子，在有限时间内从事经学教育，收效甚微，“恐资质鲁钝者，仅能成诵，尚觉困难。资质聪颖者，亦不过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主张小学堂应删去读经科，以保障儿童确实学有进步，“与其强列此科，扰乱心思，阻伤脑力，何如毅然删除，一归实际。与其迁就少数顽旧人之心理，何如宝其无量数在学儿童之进机”。建议经学应放在中等以上阶段学堂讲读，“要之，此科列为中等以上之学程，犹可获益，执孺子而语以至高且深之经传，无当于尊经，无当于崇圣”，反而落下戕贼儿童之罪。希望主持教育者，不要囿于一隅，从长远考虑教育立法之所宜。（15）

同年，何劲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说两等小学读经讲经之害》，主要从经书成书背景立论，认为经学并不适合学童教育。开篇即提出：孔子著书，亦按时以立言，五经之书，皆适合孔子之时，而清季非其时。并举《诗经》为例，详列其与学童不合之处：高等小学年龄十三四者居多，嗜欲初开，而《诗》中多男女相悦之辞，学童听讲之后未必能够理解，反而蹈入邪念一途，“其中‘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教员讲解时，学生听之，以为淫耶，乐耶?一部《国风》大半不离妇女，以之为教科书，与教育宗旨是否合适，于国民教育之前途，有利有害?孔子编《诗》，非为一般人民之普通教科书也。今乃令全国之高等小学生诵习之，吾恐不惟无益而反害之也”。而其他经书如《大学》、《中庸》、《孝经》、《论语》，则理太深、文太奥，非学童所能了解，也不适合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第三、第四年教授。

  何劲认为经书成书时自有其对象，“《孝经》言孝，概括天子、诸侯及士庶人，乃为能传道统之曾子言，非为八九岁之儿童言也”。而孔子本身也因材施教，“《论语》乃孔子学堂中之日记，孔子与门弟子之言行，多纪录之，孔门无小学生，故所记皆关于高等之治术、学术。然即可见孔子之教授法矣，一贯之理，于曾子则直授之，于子贡则曲喻之，以下则不复使闻矣。同一问孝问仁，而所答各异，盖相其人之学问性情而语之，非漫然而施之也。今乃执八九岁之童子，而遽语之曰道千乘之国，曰吾道一以贯之，何其视今日八九岁之童子，其程度竟高于孔门之高足弟子乎?”隐喻小学堂学生读经，是在程度不合的状况下强行为之，既于教育无益，也违背孔子施教原意。（16）

在民初教育部任事并对部务“悉为计画”的蒋维乔，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蒋维乔1905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另一刊物《东方杂志》发表了《论读经非幼稚所宜》，认为经书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却并不适合晚清学堂教育。强调古时教育，经书也未必授予童子，直至科举盛行，才出现幼童习经，“宋明以来，制举盛行。在上者以六经之制艺为牢笼多士之具，在下者则悬六经以为鹄，以为利禄之阶”，于是“乳臭之子，髫齿之儿，亦不问其解否。而骤以六经授之。稍长，则强之为制艺，美其名曰代圣立言也，实则利禄之门耳。”古今情势相异，认为《奏定学堂章程》强烈读经科，虽欲保存国粹而取经书为德育之本，实则读经非有益于德育。引新教育精神“不可令男女之事入教科令儿童生惑”、“教育儿童多用积极而不是消极的”等处，与经书充满阴阳婚媾、男女相悦以及杀盗之类相冲突，说明经学不适于儿童德育。主张六经是参考书，而非教科书，是“中学校以上学生所有事也，非小学校儿童之所有事也”，建议择其有用处编入修身教科书即可，小学堂不必独立经学一科，“採其中之格言合乎今日之情势者，编入修身书可也。欲独立为读经一科，不可也”。（17）

上述言论，虽各有偏重，但用新式教育观念衡量固有文化的取径却趋于一致。一边强调学堂读经（尤其是小学堂读经）不合西式教育原理，有碍教育普及。另一边把矛头直指晚清学制章程，认为强令学生读经，不仅无所增益，更损害学童脑力。隐隐然中，将坚持学堂读经者划归“不明教育者”，希望办学人员能够去除旧习，接受西学和新式教育原理，进一步改造中学。

                               三

商务印书馆诸人的教育主张，借助蔡元培于民初主掌教育部的契机得以实现。以众多清季即已主张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趋新教育家操刀，临时政府暂行教育办法通令自然不会再在学校教育中给经学分科留下存在的空间。相关主张，在南北和谈后通过新学制的颁布得到了进一步实现。继承通令大意的壬子、癸丑学制，最终在章程条文中明确将经学分科废除。而自暂行通令到新学制的颁布实施，早期有着商务背景的蔡元培起到了衔接的作用。

按照商务同仁所拟暂行办法大意，民初的教育部职员，开始了草拟学制的工作。在蔡元培主持下，东西洋留学生召集一处，各就所长，分别撰拟各规程，“初时志愿甚宏，拟采欧美各国之长，衡以本国国情，成一完善之学制。然当时留学回国之人专习教育者少，不能窥见欧美立法之精神，译出文件泰半不合用。且欧美制终不适于国情，结果仍多采取日本制，就本国实际经验参酌定之，计临时政府为时三个月，部中学制章案亦大体告成”。（18）临时政府三个月结束，学制草案也基本大略完成，奠定了壬子、癸丑学制的大致框架。

南北议和达成后，新的北京教育部仍然有着商务印书馆的参与。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仍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北上任事。蔡元培陆续发出文电，延揽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王云五等人入部任职。而当时的北京教育部开始运作后，除了派员接管学部等旧有教育事项外，主要围绕颁定教育宗旨和拟订壬子、癸丑学制等主题展开工作。

由于与北京教育部在人事上的部分重合，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方针被延续下来。蔡元培向参议院做宣示政见的演说，再次重申了共和教育的主张。在“顺应时务”（19）的考虑下，新的教育方针继承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废除学堂读经的主旨，并在废除小学堂读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经学分科从学校教育各阶段的完全退出。据当时的记者报道，蔡元培在教育谈话中明确否定了经学作为一门独立分科的存在，“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20）即采取彻底的西式学科设置办法，将中学“肢解”。经学不再作为独立的分科，而是比照西学分科，择其相近者并入。

教育部一切事宜走上轨道后，蔡元培离职。继任教育总长范源濂坚持了蔡的主张，并通过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的办法，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草拟的各项教育法令正式颁布并加以执行。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临时教育会议召开。议决要案23件，由教育部陆续公布施行。尚未去职的蔡元培在开幕时发言，阐释了民国教育和晚清教育在内容和宗旨上的不同，再次强调了普通教育应废除读经。提出中国政体既然更新，社会上一般思想亦应随之改革，而经学课程不应再存在于新式教育中，“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21）

自此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期间，各种教育措施大多由此产生。经会议讨论通过的教育宗旨，于9月2日由教育部颁布实行，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2）与晚清教育宗旨相比，尚武、尚实两条或有相似之处，忠君、尊孔内容则被完全删去。

在会议讨论通过的学制系统案基础上，9月3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至1913年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员任用、经费及管理运作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形成了一个取代晚清癸卯学制的新学制系统，又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从教育内容来看，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下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实业教育，都不再专设经学独立分科。普通教育各阶段明确删去经学课程：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阶段所讲内容，均不再规定以经学为根本。原本取材于经学的修身、国文等课程，教授内容也与经学剥离开来。至于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经学没有成为独立的分门，而是比照西学分科办法，整合到哲学、文学与史学三门中：《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划归到哲学门下中国哲学，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划归为文学门下国文学，《尚书》、《春秋左传》则划归为历史学门下中国史，《周礼》则划为历史学门下法制史。（23）

与清季癸卯学制相比，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小学校经学课程彻底取消，代之以西学和新公民必须生活技能等相关课程。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也被肢解到哲学、文学、史学中去。中学被更彻底的按照西学的办法分解组合，消化到各西学分科之中。清季“中体西用”的办学方案随之破产，因为作为本体的中学，已经支离破碎了。这一调整基本奠定了后来的发展趋势。参与其事的蔡元培、蒋维乔等人，成为了经学退出学制的“始作俑者”。

                                四

仔细探究民初经学退出学制相关政令的出台，蒋维乔、陆费逵、庄俞等商务印书馆同仁草拟了临时通令，而拍板决策的蔡元培本人早年也有商务印书馆的背景。（24）商务印书馆与经学退出民初学制之间，呈现出极为密切的关联。看似巧合的背后，其实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相吻合。蒋维乔、陆费逵等一批新教育家拟订临时办法通令，对于经学课程加以废除，正是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西学易位的趋势。即中学逐渐让位于西学，并为西学所整合。

在清季兴学的进程中，随着西式教育观念的传播，废除小学堂读经的主张逐渐流行。在清政府覆灭之前，学部主持下的中央教育会甚至通过了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议案，说明主张采取西学办法而对学堂教育内容实行变革的力量在清季已经非常壮大。唐文治曾明言，“辛亥之夏，学部广征名流开教育会，综核同异，维时废经之说已盛行。”（25）而罗振玉的回忆，印证了这一说法。罗氏极力反对废除读经，却被于式枚提醒要“暂避锋芒”，“当抗议时，侍郎贺县于晦若过寓，言深佩君执义不回，但彼党焰张甚，幸勿再撄其锋”。（26）“勿再撄其锋”的劝告，固然是于式枚对罗振玉的关照之意，却也展现了于对废除读经阵营的一种评估。在其看来，中央教育会废除初等小学堂读经一事的议案，因“彼党焰张甚”，已成定局。

如果说废除学堂读经的主张，在晚清时期仍然属于“在野言论”，中央教育会的议决案最终也未被清廷采纳施行。那么，民国时期的“庙堂之上”则接受了这种主张。民国初立，蔡元培作为首任教育总长，认为教育界应行“除旧布新之事”（27）。废除读经的主张，由商务印书馆众人的筹商，蒋维乔的提议，蔡元培的采纳，最终演变而成新学制的办法。

在“朝野上下”废除读经趋向一致的情况下，反对的力量，就更加难以发挥作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蔡元培为自己在教育部延揽的帮手，并非全部主张废除读经。马一浮作为蔡元培的同乡，学识极受蔡元培赏识，因而被邀请担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赴任后，不足三周，即向蔡元培辞职，“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挂靴而去。所谓不会做官的言语，不过是推托之词，据马一浮后来的解释，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蔡元培、蒋维乔等人的意见不合：“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拟以（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省。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时方议定学制，欲尽用日本规制为蓝本，为荐叶左文、田毅侯为备参订，亦不能听。”（28）

就这番话来看，马一浮于民国初建时期，在教育主张上与当时蔡、蒋等人所定的兴学办法大相径庭：其一在于民初的学制草案，在蒋维乔等人的筹划下，废除读经，违背了他的本意，赴部之初就已然受此打击，后虽试图劝说蔡元培推翻此草案，而不被采纳；其二在于他劝设通儒院，希望借此培养中西兼通的高等专门人才，保存旧学，同时可以沟通中西文化，也被正在筹谋“适应共和”教育的蔡元培婉拒。在认清自己与教育部主事人员在教育主张上的差异后，马一浮才有了离职的决定。使得教育部推行废除读经一事，更加畅通无阻。趋新教育家的意见被采纳实施，在民初学制中完成了以西学办法对传统学问的进一步改造。

整体而言，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经学作为一门分科融入学堂的不成功，使其在清季一直为教育界人士所非议。随着对教育普及的吁求，一批趋新教育家以《教育杂志》等刊物为阵营，开展了废除中小学堂读经的舆论宣传，强调进一步用西式教育观念彻底改造中学，并在民初通过临时教育通令的办法，奠定了彼时学制改革的基调，使得经学最终退出了学制。

而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正如王云五所做出的评价，“出版界与一国之文化有密切关系。毫无疑义，以本馆在国中出版界所占地位之重要，故观于本馆之状况，则可知全国出版界之状况，理可推知全国教育之进步与文化之消长。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29）学人研究表明，“王云五的这些话当为不虚”（30）。商务印书馆旗下于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以及曾在编译所任事的蒋维乔等人，对于民初经学退出学制可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为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消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朱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

注释：

①蔡元培：《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9页。

②如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丁义华即认为在蔡元培的主导下，民初教育部才有了荒经蔑古的政令，并造成了孔教会的出现：“民国第一任临时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曰废孔。废孔于是丁祭不准举行，学校不许拜孔，学田学产，没收入官。举中国数千年来尊无二上之至圣先师，例诸淫祀妖庙，禁绝无余，于是弦歌绝响，佾舞灭影者，几二年。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而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丁义华：《教祸其将发现于中国乎》，沈云龙主编：《民国经世文编》（宗教），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5147页。

③汪家熔在《陆费逵的教育思想与中华书局早年的崛起》（北京：《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4月5日）中，指出陆费逵与民初教育部《普通教育办法暂行通令》颁布之间的关系。何宗旺也在《蒋维乔与中国近代教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了在近代中国从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蒋维乔是新教育制度确立的重要参与者，对近代教育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左松涛在探讨民初私塾存废情形时，则注意到彼时教育部的决策过程中，蒋维乔等人发挥的实际作用（参见左松涛：《闹塾与毁学：晚清民国的私塾与学堂（校）之争》，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一些外国学人也注意到晚清时期的中国教育家（顾实、何劲等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就反对小学堂读经一事的讨论（参见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609-610）。

④⑧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0页；第1～2页。

⑤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料（续）》，上海：《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2期，1936年。

⑥⑦⑨⑩（18）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上海：《教育杂志》，第27卷第4期（1937年4月10日）。

（11）陆费逵：《改良国语教授案》，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2页。

（12）如曾在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任事的章锡琛认为《教育杂志》“以讨论教育学术为名，实际的目的把它作为推广教科书的工具，通过杂志与各学校取得联系”（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4页）。胡愈之也认为商务印书馆办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书籍，特别是做教科书的广告”（胡愈之：《我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0页）。

（13）顾实：《论小学堂读经之谬》，上海：《教育杂志》，第1年第4期（1909年5月14日）、第1年第5期（1909年6月12日），社说。

（14）陆费逵：《小学章程改正私议》，上海：《教育杂志》，第1年第8期（1909年9月9日），社说。

（15）庄俞：《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上海：《教育杂志》，第3年第2期（1911年3月10日），言论。

（16）何劲：《说两等小学读经讲经之害》，上海：《教育杂志》，第3年第5期（1911年6月6日），言论。

（17）蒋维乔：《论读经非幼稚所宜》，上海：《东方杂志》，第2年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社说。

（19）《教育总长蔡元培莅参议院宣示政见之演说》，上海：《教育杂志》，第4年第3期（1912年6月10日），杂纂。

（20）《教育总长之教育谈》，上海：《教育杂志》，第4年第2期（1912年5月10日），记事，学事一束。

（21）《临时教育会议日记》，上海：《教育杂志》，第4年第6期（1912年9月10日），特别记事。

（22）《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上海：《教育杂志》，第4年第7期（1912年10月10日），法令，第5页。

（2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24）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蔡元培即为第一任所长。后来蔡元培于1903年因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辞去编译所所长一职。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17页。

（25）唐文治：《同年汪穰卿先生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89页。

（26）罗振玉：《永丰乡人行年录》，《雪堂类稿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27）蔡元培：《复胡玉缙函》，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28）《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师友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84页。

（29）王云五：《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8页。

（30）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