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泰誓》是武王伐纣的誓辞，其中包含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重要信息，所以先贤将之编入《尚书》，为万世立法。

过去四五千年，从统一于封建到统一于郡县，中国始终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统一的政治，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以维系最大的价值认同，万众一心，实现社会和睦团结。钱穆先生谈到历经南北朝的学术分裂，随着隋唐的大一统国家重建学术思想回归统一，最后唐太宗定《五经》于正义的历史时说：“隋唐起来，天下重归一统。经学也要统一，所以南北朝时经学是分裂的，唐朝人的经学统一了。任何一个政府要统一，思想一定要统一，此意我已讲过。所以唐朝统一了，讲学问也要统一。”（钱穆：《讲堂遗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页。）

如果说在尧舜时代，政治、思想的统一仅仅表现为政府任命主管教化的官员，比如舜帝命契负责人伦教化工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今文尚书·尧典》）；任命夔担任乐官，掌管音乐，负责教化青少年，“命汝典乐，教胄子”（《今文尚书·尧典》），那么到商末周初，“一个政府要统一，思想一定要统一”这种观念已经理论化了，就是本文所说的“作之君，作之师”，政府不仅有政治治理的责任，还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只有教化民众，让百姓同心同德，才能有真正的“软实力”，战胜强敌。此处“强敌”指早已众叛亲离，离心离德的殷纣王。武王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受（受，指纣王——笔者注）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唐人统一《五经》注疏，定其于“正义”时，特别强调君与师，政与教的统一性。“作之君，作之师”，是说以君为师，并不是说君以外再设独立的师位。西汉孔安国传：“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强调：“众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也。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既治之，师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师’，‘师’谓君与民为师，非谓别置师也。”

进而言之，在大一统的中华国家体制之下，政治与教化是统一的。政治的统一要求学术思想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学术重“通”“通人之学”的原因。当代力倡“通人之学”的当属钱穆先生，他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言中写道：“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东西方文化上迥异，但不等于说西方人不追求共同的价值认同，否则大型的政治共同体根本无法建立。西方学界也注意到这一点。公元前988-989年，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放弃多神教，信奉一神教。经过在犹太教、伊斯兰、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间认真选择，最后定东正教于一尊，其目的显然是在臣民中建立共同信仰，实现身份认同。从而稳定内政与外交，因为同拜占庭加强联系显然有利于基辅罗斯政权的防务安全。耶鲁大学历史系韩森教授评论道：“为了获得支持，弗拉基米尔为六位传统的罗斯神祇立了塑像，其中包括闪电之神佩伦（Perun）。然而，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他的臣民没有共同的信仰体系，缺乏共同的身份，这削弱了他对他们的控制。政治对手可以通过将支持者团结在一个弗拉基米尔并不信奉的神祇周围……弗拉基米尔开始寻找一种能够赢得其所有臣民忠诚的核心宗教。一旦他选择了正确的宗教，并要求他的臣民皈依，他就可以禁止崇拜其他神祇，并阻止对其政府的任何挑战。”（韩森：《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109页。）

事实上，从公元392年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开始，凝聚西方社会统一的主要力量就是基督教，西方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专门之学都是建基于宗教之上的，所以它能在宗教之上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中国社会不是这样，我们是在专门之学的基础上实现各学科的贯通，从而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汉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唐人“定《五经》于正义”，明清“表彰四书”，都是同一个目的。

遗憾的是，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不顾中国社会之基本现实与基本需求，盲目讲求西方专科之学，对中国“通人”之学一概否定，乃至大加嘲讽。结果“有学人亿万，惟亿万心”，这样下去，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来说是灾难性的！

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决定了中国学术体系具有高度统一的特点。中国古典学术称之为道术，其内圣外王，治身理国，修齐治平一以贯之。钱穆先生强调“学问贵会通”，可惜钱先生做学问，没有回归中华道术。他深入宋明理学不能自拔，结果还是难以通达中国文化全体。

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学术与政治关系，即“以政统教，以教辅政”。学术首先要“讲政治”，为社会服务——学术不是独立的，而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一些学者鹦鹉学舌西方“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反对“学术官僚”，真是不知“东西”！

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决定了中国不是由排他性宗教，而是由学者和学校具体承担主要的教化功能。孟子谈到教育时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当代中国大学引入了西方的理性知识体系，教学生各种谋生技能，但并没有同步引入西方教化手段宗教——我们本不该也不太可能引入西方宗教；关键是，我们放弃了中国本土教育的核心功能人伦教化，结果大学培养了无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重视理性知识，缺乏深入人心的德育，让“童子操刀”，这样的教育是极其危险的。

醒来吧，中国知识界！我们要做立足中华大地，服务中国人民的知识分子。盲从西方政教关系，学术范式，知识分子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游魂——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经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语译：

武王说：“啊！我友好邦国的大君以及我的大小官员们，请你们认真听取我的誓言。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能做天子，天子就是百姓的父母。现今商纣王不敬重上天，给民众降下灾祸。他酗酒好色，残暴虐杀，刑罚残酷，任人失察。他生活奢靡、铺张，大兴土木建宫室、台榭、陂池，衣着奢华。他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惜民力，残害百姓，烧杀忠良，解剖孕妇。如此野蛮的行为震怒上天，上天命令我的父亲文王重惩商纣王，可惜大功未成，先父去世。从前我姬发和你们诸位友邦大君到商国考察政事，商纣王不思悔改，他仍旧傲慢不恭，不祭祀天地神灵，甚至他的祖先宗庙都不祭祀。连牛羊黍稷等祭品都被人盗尽了，还大言不惭地说：‘我有臣民，我有天命！’傲慢至极，没有丝毫悔改啊。

“上天护佑百姓，为他们设置君主和师长，是希望君主和师长能够辅助上天安定四方。有罪当讨，无罪当赦，我不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力均则有德者胜；德均则秉义者胜。商纣王虽有亿万臣下，却是亿万条心；我只有三千臣下，却是一条心。商纣王恶贯满盈，上天命令我讨伐他。如若我不顺从天命，那么我的罪恶就和商纣一样。经过慎重考虑后，我决定接受先父文王的灭商大命，祭告天神，祭祀地神，率领诸位去执行上天的惩罚。上天怜悯百姓，天遂民愿。希望你们辅佐我，使天下永远清明。机不可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