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20世纪疑古思潮流行，有学者看到《逸周书·大匡》这类文献有许多战国时代的用词特征，就认为它们是战国时人的伪作或拟作。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

《大匡》中的主要史实当出自西周，它的救灾措施仍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缺乏春秋战国时代市场经济手段的熟练应用，表明其源头相当早；文中有些用词甚至是商朝末年的通行说法，说明《大匡》经过长期世代流传，至战国写定，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本。

《逸周书·大匡》实际是《逸周书·籴匡》“大荒”之年应对措施的具体化。《逸周书·籴匡》记成年、年俭、年饥、大荒之年所应行的礼仪制度与政治经济举措，《逸周书·大匡》记周文王在程地“遭天之大荒”，所采取的救灾措施。

《周礼》是战国时人对西周政制的追记，其中的救灾内容多可与《大匡》互相印证，显然《大匡》所记的内容至少部分合乎西周史实。参照牛鸿恩教授的研究，我们列表如下： 

上表据牛鸿恩教授《新译<逸周书>》第96页-97页相关内容制作。该书由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出版。

《大匡》中有些用词有西周特征。比如“朝于大庭”这句话，可能指西周早期青铜器小盂鼎所说的“大廷”，考古学家王恩田认为这个“大廷”对应的是周原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屏南的广场”。（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1期。）而“大庭”这个地方，其他历史文献未见记载。

“宅程”的用法也见于甲骨文，如甲骨文中有“宅商西”，这种用语符合商末周初的语言习惯。

从史实到用词都证明，《大匡》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救荒政策。20世纪初疑古学派将西方科学怀疑精神平移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错误的，因为人文学术是不同族群数千年生存经验的历史性总结，理性的态度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新。如果按“有罪推定”的基调进行批判，必然导致经典权威性丧失，以及人文价值的大面积崩塌，其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与动物的进化不同，人类是自然演化和文化深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怀着敬意继承自己的文化基因，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批判乃至否定之，会导致文化基因丧失自我复制功能，文化元典经学也将失去传承——这是当前中国文化复兴面临的紧迫问题。

经文：

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

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堕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曰：“不谷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尚助不谷。官考厥职，乡问其人，因其耆老，及其总害，慎问其故，无隐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庙，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发命，入食不举，百官质方，□不食饔。

语译：

周文王迁居程地的第三年，遭遇天降大灾荒，五谷不收，于是作《大匡》以诏令臣属。

其治下的雍、梁、荆三州诸侯都奉命前来，文王于是召集主政太宰、国老、三事大夫及众执事官员在外朝议政，向大家询问国家疲敝的缘故，检讨政事失误之所在：刑罚是否太暴戾、喜丧之礼是否太过度、宴飨宾客是否太隆重、开支用度是否太靡费，以及关市的税收、山林的匮竭、田宅的荒废、沟渠的损坏、怠慢农事的过失、骄纵顽劣的肆虐、水旱的灾害等等。文王先自我批评：“我无德行，政事不善，以致国家疲敝，不能相互救助。”然后命令众臣工：“诸位是国之重臣，要为国分忧，帮助我救荒安民。大小官员都将按职责进行考核，你们要下乡走访，通过当地长老全面掌握各乡受灾情况。并仔细询问受灾原因，不得遗漏和隐瞒。到某一天回朝中来报告，有不尽力从事的，刑法绝不宽赦。”文王发布命令后回宫斋戒，自此用餐不杀牲、不列鼎、不奏乐。众官员也纷纷效法文王，均不再享用精制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