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中国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反映到军事外交领域，就是天下无“敌”思想，王者无外，战争目的不是消灭敌方人民，而是救民众于水火，只诛杀首恶及其仆从。《孟子·滕文公下》称为“吊民伐罪”，慰问敌方受苦的人民，讨伐敌方有罪的统治者；“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把敌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除掉他们的暴君。

孟子认为，因为我方施行“天下为公”、“天下为民”的仁政，取得天下人之心，天下人自然归顺，所以能够消灭真正的敌人（首恶），无敌于天下。

他举商代第一位王汤的例子说，当年汤居住在亳地，与葛国为邻国。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先祖。汤派人问他为何不祭祀，葛伯回答：“我国没有供祭祀用的牲畜。”汤就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却把牛羊吃了，而不去祭祀；汤再次追问，葛伯又说没有祭祀的谷物。汤就叫亳地的民众去替他耕种，年老体弱的送饭。葛伯干脆带人抢夺送酒肉饭菜的人，不肯给的就杀掉，连小孩子都不过。因为葛伯连小孩都杀，汤才去征讨他，天下人都说：“汤不是要把天下变为自己的财富，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报仇。”汤王征讨从葛国开始，征讨十一次，天下无敌。《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孟子上述思想源于西周军礼，其军事外交始终基于道德原则。记述西周军礼的《司马法》也同《逸周书·小明武》一样，主张讨伐那些不行王法、对人民犯罪的统治者，胜利后努力恢复敌方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包括立贤君，恢复一般官吏的职位等等。“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司马法》还将上古军礼，诸多军事法规和战场纪律总结为六种德行，包括：追击溃败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追踪主动退却之敌不超过九十里，这表示礼让；不残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并哀怜它的伤病人员，这表示仁爱；等敌人布阵完毕再发起进攻（特别是战车方阵作战时），这表示诚信。争大义而不争小利，这表示战争的正义性；赦免投降的敌人，这表明军队的勇敢；能够预见战争开始和结局，这表示统帅的智慧。并指出，根据“礼、仁、信、义、勇、智”六德按时教育民众，作为约束民众的准则，这是古来治军作战的方法。《司马法·仁本第一》：“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随着战争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变化，三代军礼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军事外交的道德原则在战国时期演化为义战思想——为正义而战，而不是为私利而战，这一思想持续影响到21世纪的今天。

经文：

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观之以今，稽之以古，攻其逆政，毁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矜寡无告，实为之主。五教允中，枝叶代兴。

国为伪巧，后宫饰女。荒田逐兽，田猎之所。游观崇台，泉池在下。淫乐无既，百姓辛苦。上有困令，乃有极□。上困下腾，戎迁其野。敦行王法，济用金鼓。

语译：

征战攻伐的基本原则是，务必先争取有利地势，然后等待并顺应天命，选择最佳时机出击——观今宜鉴古，顺天应时需考察历史经验，以研判当下形势。凡所讨伐攻击者，必为政治败坏之国。摧毁其险阻地形，解除其抵抗能力，再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化，使当地民众都得到利益。对鳏寡孤独等生活无依的群体，要承担社会责任妥善安置。五常教化是治理的关键和根本，根深则叶茂，其它美好事物就随之而来。

敌国朝中盛行着虚伪浮夸之风，后宫美女成群、奢侈靡乱。良田荒芜，成为君王追逐禽兽、驰猎娱乐的场所。在高台华屋游玩观赏，其下挖池筑丘，引清泉环绕。国君纵情享乐没有休止，民众徒劳无获苦不堪言。上位者发布陷民于困苦的政令，百姓们忍无可忍极口诅咒。敌国上有昏君败政，下有沸腾民怨，我方军队便领天命出征讨伐，用军事武装的力量推行治道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