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文化不是简单的“中国的文化”！而是由先哲阐述、诞生于中华大地的普世真理。在对宇宙人生奥秘的探求中，先哲发现了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断流的内因；发现了行善、智慧、安乐“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它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普世价值。

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从未止息。但从名位、秩序（理）角度，却有不变存在，它们保存于经典之中。经典是一个文明的蓝图和基因，即《庄子·天下篇》与专门之学“方术”相对的“道术”，它主要存在于经学和诸子百家之中。

21世纪之中国，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是道术陆沉！当务之急，是贯通经子，恢复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经世济民一以贯之、内养外用圆融不二的道术！这要求我们首先超越汉学和宋学，回归先秦“道术未为天下裂”的学术形态。

统一道术本身就是文化奇迹。作为普世真理，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大道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将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让我们从事于此道吧！

我们复兴中国文化，自己先要有一份觉悟和信心，中国文化不是简单的“中国的文化”，而是普世真理。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时代意义。

一、中国文化是诞生于中华大地的普世真理

中国文化是由先哲阐述、诞生于中华大地的普世真理。为何这样说？因为先哲“推天道以明人事”，从宏观整体角度探究宇宙万物的基本法则，用以说明社会人生的正确道路，提示了物质世界和社会人生的共通规律、演化路线。

《道德经·第三十五章》说：“执大象，天下往。”在古人的心中，“象”指用一种简单显明的事物比方那种不易察觉、难以明说的事物或道理。《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赜，音zé，幽深难见——笔者注），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把握了事物的宏观整体规律，也就掌握了普世真理，人们因此才会认同向往。掌握普世真理会给人带来安乐和平，犹如听到美妙音乐和看到美食一样，我们会为之止步。所以《道德经》接着说：“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

在对宇宙人生普世真理的探求中，先哲发现了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断流的内因；发现了行善、智慧、安乐“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它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普世价值。

宗教的基本特点是要有所“宗”，比如基督教，它打破了犹太教种族的藩篱，给予人人得救的可能，使之成为超越族群的世界性宗教。同时基督教又极度排他，对于不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它的普世性立刻失灵；中国文化不是这样，“道法自然”，根据天地宇宙自然规律阐述的社会人生哲理必然是普世的、非排他的，因为人人都生活在天地之间，不存在“天地外”的人。犹如牛顿物理学，尽管牛顿爵士是英国人，但牛顿物理学属于全世界，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真理性——随着理论物理学的不断进步，在21世纪人类时空观已有很大改变的今天，仍然是这样。

人生活在天地之中，所能接触的最大现象当然就是天和地，《易经》中为“乾”和“坤”两卦。圣人通过对天地、远近诸事物的细致观察，将之归为八大类（八卦），用以描述万事万物的神妙变化，真实状况。这种从宏观整体角度归纳普遍规律的作法，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文化否定现象探求本质的思维方法迥异，锚定了中国文化独特而稳健的发展道路。《易传·系辞下》将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上推到伏羲时代：“古者庖牺（庖牺即伏羲——笔者注）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执天地之大象”，通过对天地的细微观察，先哲总结出了宇宙人生的三大基本原则，即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说的《易》三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引郑玄：“《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易》三义”分别从德性（特性）、气化和名位三个角度阐释宇宙人生至道。《易传·系辞上》开篇解释“不易”：天尊且高，地卑且低，乾坤上下的位置于是确定。卑低、尊高一经形成，上下贵贱就各居其位。天的动和地的静有一定规律，阳刚阴柔就判然分明。各种观念以门类相聚合，各种事物以类别相区分，吉和凶由此产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易纬·乾凿度》也说： “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由天地的位置推演出社会上下秩序——这种秩序不仅对中国古代重要，对于当今世界同样重要。因为上下级关系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

谈到“变易”，《易传·系辞上》解释说：在天上的为诸象，在地下的为各类形体，事物变化的道理从中显现。阳刚阴柔互相交感，八卦推移变动，犹如雷霆在鼓动，风雨在润泽，日月往来运行，出现寒暑交替。又如乾道化育男性，坤道化育女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纬·乾凿度》：“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变节，转换时节——笔者注）相移，能消者息，必专（必专，不知变化自大专权——笔者注）者败，此其变易也。”

这也是取法自然，要求君主能够礼贤下士，若不知变化之道，狂妄自大，结果只能如商纣王一样灭亡。

《易传·系辞上》这样解释“简易”：乾体现于太初之始，坤体现于生成万物。乾以平易为人所知，坤以简约见其功能。平易就容易使人明了，简约就容易使人跟从；容易明了则易于亲近，容易跟从则可建功绩；有人亲近事业就能长久，建功绩立身就能弘大；事业长久是贤人之德，立身弘大是贤人之业。所以，明白乾坤的平易简约，天下道理就懂得了，行为处事就处处合宜。“乾知（知，这里的意思是为——笔者注）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传·系辞下》还有：“夫乾，确然（确然，刚健的样子——笔者注）示人易矣；夫坤，隤然（隤，音tuí；隤然，柔顺的样子——笔者注）示人简矣。”《易纬·乾凿度》：“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忧，淡泊不失，此其易也。”

简易无为之道，是成就事业人生的不二法门，也是道法自然，从乾坤特性推演出来的。东汉郑玄的注释“通精无门，藏神无穴”说：“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由博返约——大道至简，大业至简，真是这样啊！

二、中华文明蓝图主要存于经学和诸子之中

超越西方主流的线性变化时空观，兼具复杂性与包容性，“易简”、“变易”、“不易”三大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人时空观念的基础。

世界不断运动变化，从未止息。但从名位、秩序（理）角度，却有不变存在，它们保存于经典之中。经典是文明的蓝图和基因，即《庄子·天下篇》与专门之学“方术”相对的“道术”，陈鼓应先生说：“所谓‘道术’，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作全面性、整体性的把握的学问。”也是“最高的学问”。【1】

《庄子·天下篇》指出道术主要存在于经学和诸子百家之中。六经之学为主导教化的儒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所研习，其他诸子百家也常常提到道术。文中说：古代掌握道术的圣人内养外用十分圆融。他们合于神明，效法自然，养育万物，泽及百姓，以天道为根本，以法度为末节，六合通达四时顺畅，无论小大精粗，其影响无所不在。古时候的道术蕴含于法规制度中的，很多还保存在旧制度和传世史书中。保存于《诗》《书》《礼》《乐》的，邹鲁一带的学者和缙绅先生们大都知晓。《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记载事情，《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正名分。其散布于天下应用于中国的，百家之学也常常提到它。“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醇，准的意思——笔者注）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在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蕴含在经学和子学中的道术已经开始散裂，百家之学各主一方，比如儒家主要重视教化，道家主要重视社会治理，名家主要重视言语逻辑等等。《庄子·天下篇》感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抑郁而不发挥，人们各尽所欲自以为是。可悲啊！百家各行其道而不知其源，必定不复再相合和。后世学者不幸不能见到至上真理和古人学问的全貌——道术将被天下诸学所割裂！“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的作者不会想到，随着汉武帝听从一代儒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子学沉沦，以及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不断细化，中国先贤内圣外王统一的知识体系已经碎片化至不可辨识的程度。道术的根本，国家的大法——经学成了历史陈迹。

经孔子筛选编定的六经是中国的精神血脉，是垂范万世的大宪章。如同没有精神灵魂何以言人类——没有经学何以言中国及中国特色！所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学总叙》开篇即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不仅是一位民主革命家，还是一位国学大师。日本侵华战争前夜，他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政治敏感性，意识到日本侵华迫在眉睫，以及经学对于凝聚民心国力的核心作用。今日读来，仍让人惊醒：“《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蟠，音pán，遍及——笔者注）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之力，盖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也。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导于前，晚邨（邨，音cūn，同“村”；晚邨，吕留良别号——笔者注）、谢山（谢山，全祖望的号——笔者注）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著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方今天方荐瘥（荐瘥，音jiàn chài，深重的灾祸——笔者注），载胥及溺（载胥及溺，语出《诗经·大雅·桑柔》，意为相率落水——笔者注），满洲亡而复起，日人又出其雷霆万钧之力以济之，诸夏阽危（阽危，音diàn wēi，面临危险——笔者注），不知胡底。设或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复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祀夏配天，犹言中华复起——笔者注）之一日。”【2】

今天许多学人以为史学可取代经学，他们已经到了不知经学为何物的境地。须知经学如一件新家电之说明书，而史学如一家电之发展史。我们欲使用一家电，不读说明书，而去探究此家电之发展史——何其荒唐迂腐！

三、半个世纪的求索——六经书院学术路线

21世纪之中国，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是道术陆沉！

经学多明道，子学多言术。当务之急，是贯通经子，恢复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经世济民一以贯之、内养外用圆融不二的道术！大《六经》工程超越了汉学和宋学，回归先秦“道术未为天下裂”的学术形态。

汉学的歧路在罢黜百家，宋学的歧路在以佛释儒。

如果说经学是源，子学则为流。子学是经学在社会功用不同层面的细化和发展，没有经学滋养，子学会成为无源之水；抑制子学，经学会成为死水一潭。《抱朴子外篇·尚博》指出：“如果正统经典是道义的深渊大海，诸子则是增加它深度的河流。仰望天空为喻，经书与诸子的关系如同杂星陪衬日月星辰；俯视大地为喻，二者如同丛生的草木有益嵩岳一样。虽途径不同，但在通向德行这点上一致；虽然起点有所区别，但振兴教化上相同。“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途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

汉武帝文武兼备，雄才大略。为了打造族群认同，他开利禄之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结果极大地抑制了子学的发展。失去子学支撑，一家独大的经学很快走向繁琐、神秘和僵化。西汉一代，今文经学家解经四字至三万言，谶纬哲学乌烟瘴气，抱残守缺垄断学林。表面上经学大兴，实际上先秦经学生机殆尽！

至宋代，理学家学习佛教的外道、道统、本心、悟后起修等观念，将诸子异端化，诸子百家成了“政治不正确”，烧书废弃之声不绝于耳。清代四库馆臣将法家视为反面教材，认为这是最好的废除方法，何其迂腐。“刑名之学，起於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於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於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於放绝（放绝，废弃，废除——笔者注）者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家类叙》）

我们超越汉宋之学，实际是重新沟通了中国文化的源与流、经与子。以六经为纲，复兴蕴含于经子中的“道术”。

大《六经》工程以诸类经为线索，一块块完成。而“经子通书”大型丛书编著项目则将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诸方面抽取出来，打破经子之间，诸经之间，诸子之间的界限，以类书的形式一条条完成。不同于类书，“经子通书”本着贯通经子、贯通诸子、贯通中西的编著原则，重在时代义理的阐发。

过去20年来（2003-2023年），我们一直在作重新统一道术的工作，以孔子所传“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经学）、言语为纲，对德行、政事、言语三科已作了初步整理。先秦“孔门四科”强调孔子门徒在这四个方面有优异表现，我们将之转化为学术分类方法，这样有利于学术体系的统一。有了这个基础，中国人才能不失自我，立足中国立场放眼看世界——而不是戴着西方学术的有色眼镜看中国。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孔门四科”，不同于嘉庆、道光年间“经济之学”兴起后清儒提倡的“儒学四门”。曾国藩（1811-1872年）曾以“孔门四科”解释清代“儒学四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3】

一代名臣大儒曾国藩显然已经不知“言语”、“文学”、“德行”、“政事”为何物了，他的类比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清末中国文化精华破败如此！

“放眼看世界”的具体落地形式就是融汇中西，再造文明的“世界春秋”项目，它摆脱中国文官集团的儒家史观和西方以自由主义现代性为基础的史观，依更为普世的《春秋》大义，以人的自我觉悟（礼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统一（王道）为线索，站在人和人民的立场上，阐述世界文化的演化进程，是对过去数万年来人类文明成果的大总结。《世界春秋》不仅是世界史的写作，还包括国别史（如重写中国史）和各种专门史的写作。

我们看到，由于欧洲类似一个大半岛，地处欧亚大陆的最西缘。其长期以海洋为中心、散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独特的历史品性——比如奴隶制，对自由、平等、私有的强调，乃至有今生无转世的线性时空观念，都是十分独特的。因此，若以欧洲为标准视角看待其它文明，必然会导致对不同文明体系的歪曲。

“世界春秋”意味着六经书院学术体系的初步完成，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将如旭日在东方冉冉升起……

六经书院的学术体系是庞大的，其初步完成可能需要半个世纪之久（2003-2053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将上下而求索！

“举而措诸万世”的道业漫长而艰苦。我们将打下新文明的文化学术基础——在西方文明范式遭遇整体危机的今天，人类需要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我们责无旁贷！

统一道术本身就是文化奇迹。作为普世真理，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大道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将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

让我们从事于此道吧！

“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注释：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79页。

【2】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载《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1935年第三期。

【3】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