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不同文明的政治特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性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政治理论一般基于人类行为理论……人类行为理论基于人性理论，也就是从人类普遍共有的生物性中产生的规律。”（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9页。）

受西方“透过现象”追求本质的思维方式影响，福山认为人性“独立于具体的社会或文化而存在”，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东西方的人性观明显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中西政治文明迥异。

受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性恶论在西方世界一直居主流地位。据《旧约》，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罪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罗马帝国时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54年-公元430年）因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认为人类始祖有罪，其子孙天生本性堕落，生而性恶。现世中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一个人不能拯救自己，只能服从教会，等待上帝的恩典得救。

奥古斯丁的观念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我们仍能看到“原罪性恶论”的深刻影响。启蒙思想家发现了人，却没有发现“人性本善”的一面。所以他们普遍对统治者不信任，认为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监督统治者，统治者必然走向堕落。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指出，人性卑鄙，有权必滥，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他据此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著名政治制衡原则。

反观中国，我们几乎看不到性恶论的影子。自西汉学者刘向在《孙卿书录》中说“孙卿（即荀子——笔者注）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后世多有学者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宋代理学家“尊孟抑荀”，性恶论成了他们攻击荀子的靶子。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偏驳，不周遍；不纯正——笔者注），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二程集》卷十九）

至清代，已有学者注意到《荀子》以“性恶”为标题，只是因为他反对孟子“偏驳”的性善论。《荀子•性恶篇》中明确肯定人性有本善的一面，认为“涂之人（涂，通途，涂之人代指普通人——笔者注）可以为禹”，因为普通人身上具有懂得仁义法度的素质，实行仁义法度的条件，“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清代经学家戴震引用《荀子•性恶篇》的话论证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孟子字义疏证•性》）

“涂之人可以为禹”与《孟子•告子下》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荀子不仅承认人性善的一面，还承认人性恶的一面，实际主张人性本来有善有恶。人性自然趋利（好）避害（恶），无论个人还是社会，若对趋利、避害不加以节制，会导致人性善的一面消亡。尧舜禹那样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性之善，最终成为一代圣贤。这是先哲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中华政教实建基于此。

事实上，孟子性善论在中国文化中反而是异类。只是宋以后，理学家以佛释儒，孟子性善论与佛家本性论有相通之处，所以才受到大肆吹捧。关于荀子的人性论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的《<荀子>新探》一书第三章《人性论》，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本节开篇即指出好恶是人类的天性，诚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说：“好恶，性也。”只有明确社会职分，节制人类好恶的本性，才能抑制竞争掠夺，人人谦让，建立起良性的社会合作秩序。这是明王圣贤承担的首要任务——尧舜禹这些人具有更高的德行智慧（贤），更强的做事能力（能），他们有能力领导民众，造福民众。

西方的原罪性恶论导向重视外在监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人性有善恶、趋利而避害的观念导向持续至今的贤能政治。选贤任能，成为中国数千年不变的选举原则。

经文：

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民至有好而不让。不从其所好，必犯法，无以事上。民至有恶不让。不去其所恶，必犯法，无以事上。遍行于此，尚有顽民，而况曰以可去其恶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竞）力，何以求之？力争则力政，力政则无让，无让则无礼。无礼，虽得所好，民乐乎？若不乐，乃所恶也。

凡民不忍好恶，不能分次。不次则夺，夺则战。战则何以养老幼？何以救痛疾死丧？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极等以断好恶，教民次分，□□力竟任壮、养老、长幼有报，民是以胥役也。

语译：

什么是普遍的人性人情？凡是人，生来就有喜好有厌恶。稍稍得到一点他所喜好的就高兴，大量得到他所喜好的就欢乐。稍微遇到一点他所厌恶的就忧虑，大量遇到他所厌恶的就悲哀。人们的喜好和厌恶，有何规律可循呢？人，都喜好资生之物，趋之若鹜，都厌恶致死之物，避之不及，所谓趋利而避害。人要是到了对喜好之物不能谦让的地步，不顺从他的喜好，他必定相争而触犯法律，就无法奉事君上。人要是到了对厌恶之物不能相让的地步，不去掉他所厌恶的，他必定反抗而触犯法律，就无法奉事君上。即使顺从他所喜好的，除掉他所厌恶的，尚有顽劣之民不服从管教。何况不除掉他所厌恶的，也不顺从他所喜好的，人们能安处而不犯法吗？人之常情，都想得到所喜好的而去除自己所厌恶的，如果放任不理将会怎样？人们就会凭借各自气力相争相夺，毫不谦让。众人若失去谦让，社会便丧失礼法。一旦社会没有礼法，即使得到所喜好的，百姓能欢喜满足吗？没有了最终的欢乐，那人们之前拼命追求喜好之物就失去了意义，果真如此，那世间便再无欢喜之物，全是厌恶之物了啊！

但凡人们不能忍受好恶，就不会安于所处的等次职分；不安于所处职分就会发生争夺，争夺升级就会暴发战争。暴发战争，还怎么赡养老人抚育儿童？怎么救助病痛安置死丧？怎么相互帮助共享生活？因此，明智的君王确立差异等级，以断绝人们过分的喜好与厌恶之念，教化他们安分守己。努力创造干事创业的社会条件，选拔年青人，使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并制定政绩标准定期陈报考核，如此百姓便可友爱互助了。